蘇白念聽完之後，站起身來，微微點了一下頭，說了一聲“我知道了”，然後轉身就走了。
跟之前每一次談話一樣，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第二天他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該怎麼說還是怎麼說，就好像昨天那場劍拔弩張的談話只是一場跟他無關的表演。
那天晚上，鄭國棟回家之後坐在書房裡，連燈都沒開，一個人在黑暗裡坐了很久。他老婆來敲門問他吃不吃飯，他應了一聲，但沒有動。
他的腦子裡反反覆覆轉著同一個問題：這個蘇白念，到底該怎麼辦？
“陳老闆，我是局長，是單位的一把手，理論上他對單位裡的每一個人都有管理許可權。”鄭國棟攤開雙手，一臉的無措，“但問題是，蘇白念是上面調派下來的專家，掛職期一年，人事關係不在省局，年度考核也不歸省局管，掛職結束之後拍屁股就走。
“您說說，我拿什麼管他？處分？管不了；調崗？人家本來就是來掛職的，你把他調到哪裡去？”
“扣工資？工資是原單位發的。你手裡所有的管理工具，對這個人來說都是無效的。”
聽鄭國棟說到這裡，陳陽不由抿了一下嘴唇，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詭異的局面：一個局長管不了一個掛職專家，而這個掛職專家卻在單位裡攪得天翻地覆。
下面的人看著鄭國棟，眼神里的意思他都讀得懂——“鄭局，你不是局長嗎？怎麼連個人都管不住？”
這種壓力比蘇白念本人的所作所為更讓鄭國棟難受。
鄭局長覺得自己就像一塊夾心餅乾，兩邊都在用力地擠他。
一邊是上面的領導——蘇白念是他們調派下來的，你對蘇白念怎麼樣，上面的領導都在看著，搞不好就會被認為是針對上面、不服從上級安排。
另一邊是蘇白念本人——油鹽不進，軟硬不吃，你說什麼他都聽著，但聽完該怎樣還怎樣，完全把你當空氣。
鄭國棟表示，自己這輩子在機關裡摸爬滾打了幾十年，什麼樣的刺頭沒見過？軟的硬的，明的暗的，到最後總有辦法把人收拾服帖。
但這一次，他是真的沒轍了。
最讓鄭國棟感到憤怒和屈辱的，是蘇白念那種從骨子裡透出來的輕蔑。
他看你的眼神，跟你說話時的語氣，那種微妙的、若隱若現的疏離感和居高臨下的姿態，無一不在傳達一個資訊：你們這些人，跟我不是一個層次的。你們的規矩也好，權威也好，在我眼裡一文不值。
鄭國棟當然明白蘇白念為什麼敢這麼狂。
他有底氣，他的專業能力確實強，強到整個江東省找不出第二個能跟他在專業領域掰手腕的人。
他關係硬，他在上面的關係硬，部里科技司的領導對他很看重。
他不是那種沒有背景、沒有根基的書呆子，他是一隻腳踩在地方、一隻腳踩在京城的人，地方上的規矩捆不住他。
而鄭國棟自己呢？說句不好聽的，他誰都不敢得罪。
得罪了上面的領導，他的仕途就懸了；得罪了蘇白念，萬一人家回去之後在部裡說他兩句不好聽的，他的仕途同樣懸了。
鄭國棟就像一隻被困在玻璃瓶裡的蜜蜂，四面的玻璃都明晃晃地照著，往哪裡飛都是死路。
所以在今天這場論證會之前，鄭國棟想了一個他自認為很聰明的辦法。
如果我自己動不了蘇白念，那就借一把刀來動，陳陽就是那把刀。
鄭國棟精心安排了這場戲：先由自己出面通知蘇白念，再由孟成業追加一個電話，由劉長林充當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