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前幾天參加研究生考試了。”
“那他準備報哪兒？”
“燕大。”
李樂把茶杯端起來，就那麼端著，像是在讓那句話在腦子裡先落一落。
黃山，他一直記得初見時的樣貌，瘦得厲害，顴骨像是要從皮膚底下撐出來，但眼睛亮。那種亮不是興奮的光，是一種沉在水底的、穩定的、近乎固執的亮。
李樂在心裡默默盤算了一下時間線。
先拿了高中畢業證，之後透過自學考試，拿了吉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專科，接著又自考了燕大的法律本科。
前後加起來，不過四年。
這四年裡，他一直在給李樂寫郵件，內容從康德的美學判斷力批判，到明清商幫的組織形態比較，再到諾斯那套制度變遷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哲學、歷史、經濟、宗教......跨度大得離譜，但就像一棵樹的根系，在地下悄悄蔓延，等到你注意到的時候，已經鋪滿了整片山坡。
去年的一封郵件裡，黃山開頭先是“樂哥，前幾日發了高燒，臥床數日，今日方起，遲復為歉。”
後面洋洋灑灑三千字，討論的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天職”概念的翻譯問題，引了三個版本的中譯本對照，又找了英譯和日譯本做參照，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現有的中文翻譯都忽略了一個關鍵的語義層次，那個詞在路德原文裡其實帶有一種“被召喚至固定位置”的空間隱喻，而這種空間感在資本主義精神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被後來的研究者普遍忽視了。
李樂當時看完那封郵件，在電腦前坐了很久。
人總說天才。但大多數人見到的、能夠被量化的，都是理工科的天才，奧賽金牌、少年班、SCI論文數量，這些指標清清楚楚地擺在檯面上，不服不行。
可文科社科不一樣。文科社科的門檻低到幾乎不存在，任何一個識字的成年人都可以對“人性”、“社會”、“歷史”發表一番見解，而且往往覺得自己說得很有道理。這種“我上我也行”的自大假設，使得真正能在文社科領域讓人感到碾壓的存在，反而很少被識別。
因為看懂他們需要門檻。
你讀不懂黑格爾，你就不知道什麼叫“概念的勞作”，你沒啃過《純粹理性批判》，你就無法理解一個人如何在先驗哲學的迷宮裡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不懂統計學的人看計量經濟學論文如同天書，沒讀過韋伯的人以為“理性化”就是個褒義詞。
所以學懂社科的人本來就少，而即使學懂了，別人也看不懂他在說什麼，於是那種碾壓感就被稀釋了，變成了“這人讀書多”或者“這人挺能說的”。
但黃山不是“挺能說”的那種。
他是那種，你把他寫的東西放在桌上，隔一個星期再看，會發現自己在某個段落下面不知不覺畫了兩道線，然後在旁邊寫了一個“？”
不是因為他寫錯了，是因為你忽然意識到自己從來沒從這個角度想過問題。
比如，黃山曾在另一封郵件裡附了一篇關於休謨“因果習慣論”的讀書筆記。
開頭平平無奇，無非是概述休謨的基本觀點，因果關係並非客觀必然，而是心靈的習慣性聯想。
但到了第三頁，黃山筆鋒一轉，開始討論這個命題在法學領域的對映，如果因果關係只是一種心理習慣，那麼法律中的相當因果關係說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我們憑什麼認定某個行為“通常”會導致某個結果？
“通常”這個詞背後的統計機率，又是如何在司法實踐中被悄無聲息地替換為社會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