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響了。
訊息傳到晉陝那座小縣城的時候，趙元庚正在教牛旦拆槍。
張吉安拿著電報站在書房門口，臉上的表情讓趙元庚瞬間明白——他一直在等的那個日子，終於來了。
他放下槍械零件，用帕子擦了擦手上的槍油，站起來，只說了一個字：“傳。”
半個時辰之內，趙家大院前院的正堂裡站滿了人。梁飛虎帶著老虎山獨立營的三個連長來了，步子快得帶風；縣城保安團的團長和副團長來了，臉上還帶著從牌桌上被拽起來的慌張；幾個在鄉的退役老軍官拄著柺杖也來了，一進門就問“日本人打到哪兒了”。趙元庚攤開那張用了十年、邊角已經磨得起毛的晉陝地形圖，用紅鉛筆在三個山口上畫了圈——虎頭崖、鷹嘴嶺、黑風口。
這三處是日軍南下必經的咽喉要道，任何一個口子守不住，縣城就門戶大開。
他沒說什麼“誓與陣地共存亡”的漂亮話。把鉛筆往地圖上一扔，他靠在椅背上，對著滿屋子的人說了一句掏心窩子的話：“我趙元庚半輩子殺人放火，不是好人。但有一條——腳下的地，絕不拱手讓人。諸位願意跟我守的，留下。
不願意的，現在走，我趙某人不攔，也不記仇。”
沒有人走。梁飛虎靠在門框上，抱著胳膊，聽完了所有人的表態，才慢悠悠地說了一句：“老虎山的人，聽趙旅長調遣。不過我有一個條件——虎頭崖，我守。那個地方老子熟，閉著眼都能摸上去。”趙元庚看著他，沒有說謝。兩個人對視了一瞬，把對方的底線和決心都看清楚了，然後各自收回目光。那一眼裡沒有寒暄，只有兩個打了半輩子仗的老兵在戰前的默契——你守你的，我守我的，誰先死，另一個替他收屍。
接下來的三天裡，縣城進入了戰時狀態。趙元庚把指揮所設在了城外的關帝廟，架起電臺和電話線，開始調配兵力。他的主力團駐守正面防線的西山。
保安團和預備隊在黑風口布防，梁飛虎的獨立營進入虎頭崖陣地。他將縣城的糧倉、藥庫、彈藥庫全部重新登記造冊，又在城郊徵用了三處民宅作為臨時傷兵轉運站。他甚至把趙家大院地窖裡存了多年的西藥和繃帶全搬出來，裝了兩馬車送往前線救護所——那是他從牛旦出生就開始攢的，攢了整整十一年。
趙元庚在城外忙了三天三夜沒閤眼，而城裡的人心比城牆還先開始晃了。不知從哪裡傳來的謠言說日軍離縣城不到一百里，主街上的鋪子一天之內關了八成，米價漲了四倍，幾個膽小的鄉紳已經收拾細軟準備往西安跑。城門口擠滿了推著獨輪車、揹著包袱的百姓，孩子的哭聲和大人的爭吵攪在一起，把整條主街堵得水洩不通。
這些事，趙元庚在前線並不知道。就算知道，他也顧不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佈防上——虎頭崖的機槍陣地要澆水泥，鷹嘴嶺的炮兵觀察所視野不好要重新選址，黑風口的雷場還要再加一層絆雷。每一件事都得他親自拍板，每一個決定都關係到幾百條人命。他沒有多餘的精力去管後方。但他忘了——或者說，他一直低估了——他的女人不是那種需要別人替她管後方的女人。
徐鳳志在趙家大院裡聽到了風聲。她聽到的不只是“日本人快打過來了”，還有更讓她警覺的訊息：幾個糧商在囤米，把米價從兩毛錢一斤硬生生抬到了八毛；有人趁亂在城門口收“出城費”，一個人頭要一塊大洋；更有人在茶館裡散佈“趙元庚要棄城跑路”的鬼話，說得有鼻子有眼。
她把這些零零碎碎的訊息在腦子裡拼了一遍，站起來，換了一身出門的衣裳——藏青色大襟衫、黑布褲、平底布鞋，頭髮用一根銀簪子利落地盤在腦後。她拿起了剛進府時藏在衣裳底下的那把剪刀，掂了掂，別在腰間。她沒慌、沒亂、沒找任何人商量，只是對廊下打盹的橘貓說了一句“幫我看好屋子”，然後牽出馬廄裡那匹棗紅馬，翻身上馬。
馬背上她腰桿筆直，像是在西北風沙裡活了半輩子的一棵胡楊。
徐鳳志騎馬上了街，沒有帶兵，沒有帶隨從，只有自己一個人。她先在縣衙門口找到了還在猶豫不決的縣長，直截了當地扔下一句：“你是文官，打仗不是你的事。你只管把縣衙的糧倉開啟，平價放糧。我站你旁邊看著——誰敢攔，我給作證。”她說話的聲音不高，語速不快，但每個字都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重量。縣長不認識她，但副官認識——趕緊湊到縣長耳邊說了幾句。縣長臉色一變，連連點頭。當天下午，縣衙糧倉開了。排隊買米的百姓從縣衙門口一直排到城隍廟，秩序井然，沒有鬨搶。
她又騎著馬去了商會。商會的幾個頭面人物正在裡面為一樁囤糧糾紛吵得臉紅脖子粗，門都顧不上關。她翻身下馬，把門推開，站在門口掃了一圈屋裡的人，然後拉了把椅子坐下來：“我替趙旅長來傳個話。參不參戰你們自己定，囤糧的事我先管——今天誰家有糧不賣，或者亂漲價，明天軍糧就從你家倉裡走。你自己掂量。”她說完就走，上馬而去。
當天晚上，米價從八毛跌回了三毛。
她只帶了一杆槍、一匹馬、一個人。但那杆槍是趙元庚的槍，那匹馬是趙元庚的馬，那個人是趙元庚的女人——她對所有人說“打完仗，他回來，你我不必再見”。這句話的分量比槍還重，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她說的是真的。而她從那些糧商面前轉身時，忽然有一絲諷刺湧上心頭——她現在正在做的事，和十年前她最恨的那個男人做的事，一模一樣——拿他的名頭壓人。只不過以前他用強權搶她，現在她用他的強權替百姓從他手裡搶命。這諷刺讓她在馬背上無聲地笑了一下。
城門口的事更麻煩。守城門的幾個保安團士兵趁亂收出城費，一個銅板不放行，一個銅板不落下，已經被百姓告到了縣衙。徐鳳志沒有去縣衙，她直接去了城門口，搬了把椅子坐在門洞裡，對守門的什長說：“從現在起，百姓出城不許收錢。我在這看著。”
那個什長攥著拳頭往前邁了一步，但隨即被她抬起的眼神釘在原地。那眼神和趙元庚一模一樣——不是暴怒，是冷；不是威脅，是篤定了你不敢。他退了回去，垂下眼睛，不敢對視。收錢的規矩從那一刻起廢了。
訊息從縣城傳到前線是在事發當天傍晚。幾個從城裡運彈藥上來計程車兵把城裡的事當閒話說給前線的弟兄聽：“聽說旅長夫人親自上街了，一個人騎一匹馬，挨個收拾，把糧價壓下來了，把城門口收錢的撤了，還把散佈謠言的兩個混賬揪出來綁在縣衙門口示眾。”訊息傳到梁飛虎耳朵裡的時候，他正在虎頭崖陣地上抽菸。聽完他好一陣沒說話，半晌才把菸屁股彈進山溝裡，對著山下黑黢黢的溝壑說了一句：“我早說了，那女人比趙元庚能打。”
訊息傳到西山指揮所，趙元庚正對著地圖和幾個參謀推演日軍可能的進攻路線。聽完張吉安的彙報，他手裡捏著紅鉛筆，那支筆在他指間停了好幾息，然後頭也不回地罵了一聲“媽的”，嘴角卻壓不住地往上翹了一下。他放下筆，對張吉安說：“派人回去，把趙家大院所有能調的人手都安排上街，聽她調配。”又問，“她帶了幾個人？”
“一個沒帶，”張吉安說，“就她自己。”
趙元庚沉默良久，最終啞聲說了兩個字：“服了。”
牛旦和他的小夥伴們同樣鬧著要上前線。幾個半大小子在城隍廟後面開了個“軍事會議”，從家裡偷了柴刀和彈弓藏在廟後的乾草堆下，連夜裡誰站崗、誰放哨都安排好了。牛旦踢開廟門出來撞上他娘，還沒張嘴，徐鳳志就抄著手靠在他偷藏武器的那棵槐樹上，像是已經在那兒等了好一會兒：“彈弓打鬼子？美國佬還差不多。真有種，去後方醫院幫忙抬擔架。”牛旦臉上僵了一瞬，然後回頭看了一眼身後那群同樣被當場抓包的兄弟，把彈弓往腰間一別，仰頭道：“抬就抬。”幾個半大小子於是推推搡搡地進了救護所，被分去洗繃帶、扛擔架、給傷兵喂水。牛旦第一次看到那麼多血，他在擔架旁吐了，吐完擦擦嘴又端起水碗繼續喂。徐鳳志在門簾縫裡看了一眼，沒有進去。
她回到縣衙門口繼續管糧價的時候，有人匆匆跑來報信——一群從前線退下來的潰兵正湧入城南，搶了兩家鋪子，傷了三個夥計，領頭的據說是個逃兵什長，手裡有槍。縣保安團已經趕過去了，但潰兵人多，雙方正在南街對峙，槍都舉起來了。徐鳳志翻身上馬，沒有叫任何人跟著，獨自策馬朝城南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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