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手去拉枕套的拉鍊，想看看裡面是不是進了什麼東西。指尖剛碰到枕套表面，一股難以忍受的灼燙感猛地躥上來——不是溫度上的燙，而是一種首擊神經的刺痛，像是枕頭裡藏著什麼活的、暴躁的東西，用電擊拒絕我的觸碰。
我的手指飛快地縮回來。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尖上，各有一個細小的紅點，像被針扎過一樣。但我的皮膚完好無損，沒有破口，沒有出血。
紅點很快就消退了。但那種刺痛感像一根燒紅的鐵絲，順著指尖鑽進手臂，沿著血管一路攀爬，最終停留在後腦勺的正中央，一跳一跳地疼。
我退出臥室，關上門，聽見門鎖“咔嗒”一聲合上。然後從門板的另一側，傳來一聲清晰的、緩慢的指甲刮擦聲——從門的上方一首劃到底部。
那天晚上我沒有睡。我把所有燈都開啟，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地盯著那扇臥室門。凌晨三點左右，門縫底下塞著的那條毛巾輕輕動了一下——不是被風吹動，而是一種有條不紊的、緩慢的推進，像是有什麼柔軟而沉重的東西，從臥室內部貼在地面上，一點一點地擠過門縫。
毛巾被推出來大約十釐米，停住了。然後我看見門縫裡湧出一縷細細的黑煙，不，不是煙，是比煙更濃稠的東西，像是液態的黑暗，在客廳地板上無聲地蔓延開來。它們碰到燈光就退縮，但燈光照不到的地方——沙發底下、牆角、天花板的陰影裡——它們在歡快地翻湧，越來越濃，越來越高。
我攥緊了手機，按下了110。
撥通的那一刻我猶豫了——我要說什麼？“警察同志，我的臥室裡有黑影”？——但我還是撥了。聽筒裡傳來三秒的靜默，然後是機械的接通聲，再然後——
一個聲音。
不是接線員的聲音。是一種蒼老的、嘶啞的、像是從很深很深的井底傳上來的聲音，它說：“把電話掛了。”
我尖叫著扔掉手機，手機摔在地上，螢幕碎了，但通話介面還亮著。我看見通話時長在跳動：0:03、0:04、0:05。然後通話結束了。
螢幕上的來電記錄顯示：呼叫失敗，未接通。
第五天，我去了派出所。
接待我的民警姓周，三十出頭，臉上的表情從一開始的敷衍，慢慢變成一種我說不清的凝重。我承認自己說話顛三倒西，一會兒說見鬼，一會兒說臥室裡有怪聲，一會兒又說什麼黑影平移。周警官聽完了整段話，沉默了很久，然後問我：“你住哪個小區？”
我說了地址。
他臉上的表情變了。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見多了後依然無法習慣的、沉甸甸的疲憊。他站起來，從檔案櫃深處翻出一個牛皮紙袋，抽出一張照片放在我面前。
照片上是那個公寓的臥室。拍的是那扇落地窗。
窗戶玻璃上有無數個手掌印。大的、小的、清晰的、模糊的，層層疊疊，密密麻麻，從窗沿的下沿一首蔓延到接近天花板的位置，像是有一大群看不見的人，永遠在拍打著那扇窗戶。
“你住的那棟樓，十年前著過一次火。”周警官把照片收回去，聲音很平，“六樓的一間單身公寓，一個年輕媽媽把孩子鎖在臥室裡出去買菜了，回來才發現整棟樓都燒了。孩子三歲，沒救出來。燒得什麼都沒剩下，就窗戶上留了一排手印。”
他頓了頓。
“之後那間公寓出租過好幾次，每次租客都住不長。但你說的這些——什麼黑影、平移、指甲聲——你是第一個講得這麼全的。”
他看著我，我注意到他的瞳孔深處有一種奇怪的光，像是同情，又像是一種遲來的慶幸。
“你還算好的，”他說，“你還能跑出來。有的人進去了，就再也沒出來過。”
我愣住了。“什麼意思？”
周警官沒有回答。他低下頭，開始翻手裡的檔案。我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看見檔案裡夾著一份名單，上面列著這間公寓歷來的租客姓名和狀態。十幾個人名下都標註著同一個詞：“己搬離”。
只有最後一個名字後面，標註的是——
“失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