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是日本名義上的都城。
深宮裡，住著天皇與一大群公卿貴族。若論名分，天皇是神授的君、是這片土地至高的象徵；可若論實權，自從鎌倉幕府以來，武人秉政、將軍當家，朝廷早被架空了兩百餘年。天皇和公卿們困守京都，徒有尊貴的頭銜，手頭拮据、政令不出宮門，連莊園的收入都常被幕府和各地大名層層剋扣，日子過得清貴而窘迫。
有不少門第清高的公卿，空有一身從三位、從四位的官銜，府裡卻常常揭不開鍋，要靠變賣字畫、替人寫條幅，甚至給富商做些體面的“學問點綴”來補貼家用；皇宮的用度也一再裁減，連一些沿襲百年的典禮，都因拿不出錢而草草了事。一邊是世代相傳、高不可攀的尊貴，一邊是捉襟見肘、要看武人臉色的現實，這股巨大的落差與憋屈，在公卿們心裡積了一代又一代。他們不是沒有學問、沒有驕傲，恰恰相反，他們最引以為傲的，便是這一脈相承的“正統名分”；也正因如此，當壓在頭上的武人政權露出頹勢，他們心中那點死灰復燃的渴望，才燒得格外熾烈。
對幕府，他們表面恭順，心裡卻壓著兩百多年的不甘。
如今，局勢劇變。德川幕府在大夏的兵鋒下節節敗退、威信掃地，這讓深宮裡的一些公卿，重新燃起了一個久違的念頭——恢復朝廷舊日的權威。
在他們看來，德川式微，正是朝廷翻身的天賜良機。而大夏這支遠道而來、足以顛覆幕府的力量，在他們眼裡，便成了一件可以借來用一用的“利器”。於是，朝廷開始頻頻向東路軍遞話。
其中最活躍的，是一位姓近衛的中納言。此人出身名門、博古通今，卻在幕府的壓制下蹉跎半生，對德川一族積怨極深。他先是以“交流漢學”的名義，請來一位通譯，席間旁敲側擊，問大夏對日本“正統”作何看法；繼而又悄悄遞上一份措辭典雅的文書，字裡行間，把天皇比作蒙受塵掩的明月，把幕府比作竊據天光的陰雲，又盛讚大夏“王者之師、弔民伐罪”，暗示只要大夏願助朝廷“撥雲見日”，朝廷必不吝以最高的名分相酬。他甚至私下對身邊人說，這是“千載一時之機”，若能借東方大軍之力還政於朝，公卿們兩百餘年的屈辱，便能一朝洗雪。這份急切，既寫在文書的典故里，也寫在他閃爍而熾熱的眼神里。
先是一些與外界還有往來的公卿，藉著各種由頭，派人秘密接觸東路軍，言語之間，或明或暗地試探大夏的意圖；繼而，更有地位尊崇的大臣，託人帶來口信，話裡話外，都在暗示一件事：朝廷願意站在大夏一邊，甚至可以用天皇的名義，給大夏討幕、平天下以“大義名分”——要知道，在日本這個極重名分的地方，天皇的一紙詔書，便等於給了大夏“奉詔討逆”的正當性，足以讓許多還在觀望的勢力名正言順地倒戈。
這份“名分”的誘惑，不可謂不大。東路軍裡，也有人頗為意動，覺得若能得天皇朝廷公開背書，何樂而不為？
鄭成功卻始終冷眼旁觀，看得比誰都透。
這些天，他把公卿們遞來的每一句話、每一份暗示，都細細琢磨了一遍，越琢磨，越是清醒。在一次軍議上，他把自己的判斷，攤給了眾將。
“諸位莫要被‘大義名分’這四個字，迷了眼睛。”鄭成功緩緩道，“你們以為，這些公卿是真心擁戴大夏、想要一套新秩序麼？錯了。他們要的，根本不是什麼新秩序，是復辟——是藉著咱們的力量，把壓在他們頭上兩百年的德川幕府掀翻，好讓天皇和公卿，重新拿回舊日的權威、莊園和特權。”
他一針見血地剖析：“他們今日肯把‘名分’給咱們，是因為咱們能替他們打倒幕府；可等幕府一倒，他們下一步要的，便是把莊園、稅權、任官的權，一樣樣收回到朝廷手裡，重新做回人上人。說到底，咱們在他們眼裡，不過是一把用完即棄的刀。這把刀若肯替他們復辟舊貴族的特權，他們便笑臉相迎；若不肯，他們轉頭就會罵咱們是又一個‘幕府’、又一個‘亂臣賊子’。”
眾將聽得漸漸明白過來。有人問：“那他們遞來的名分，咱們是接，還是不接？”
“名分，要接；實權，不能給。”鄭成功給出了八個字，隨即把這層意思，寫成一道詳盡的文書，快馬報送京師，請陳陽親自定奪基調。
陳陽的回覆，很快便到了，與鄭成功的判斷不謀而合，而且想得更深、更遠。
陳陽在文書中定下了清晰的方針。其一，“尊王倒幕”這面旗幟，可以打、也應該打。日本上下重名分，打起天皇的旗號去討伐失去人心的德川幕府，能極大地減少進軍阻力、安定地方人心，讓大夏的軍事行動，從“外邦入侵”變成“順應名分、弔民伐罪”，這是一本萬利的事，何樂而不為？對天皇這面象徵性的旗幟，要禮遇、要尊崇，給足體面。
其二，也是最要緊的一條——可以借名分，但絕不能把實權和稅權，交還給公卿朝廷。陳陽看得很清楚，舊貴族那套世襲特權、莊園割據、層層盤剝的東西，正是日本積弱、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大夏要建的，是一套統一、公平、能讓百姓得利的新秩序，絕不可能浴血推翻了一個武人幕府，又親手扶起一箇舊貴族朝廷。
其三，陳陽給天皇的未來，定了性：在新的格局裡，天皇可以保留其至尊的名位，受到保護和禮遇，作為文化與名分的象徵延續下去，但只能是一個“虛位”——不掌兵、不掌財、不掌實際的政令。至於那些公卿賴以寄生的莊園、貢賦，遲早要納入國家統一的管理，丈量、登記、定稅，絕不容許國中之國、法外之權。
“尊其位，虛其權，收其賦，安其民。”陳陽用這十二個字，概括了對京都朝廷的總策略。
方針既定，東路軍對京都公卿的種種示好與試探，便採取了一種“虛與委蛇、留中不發”的姿態。
對公卿遞來的話，東路軍客客氣氣地接著，禮數週全、措辭溫厚，時不時還回贈些禮物，讓朝廷覺得大有希望、願意繼續向大夏靠攏；可一涉及實質——比如要大夏承諾恢復朝廷權威、歸還莊園、授予公卿實權，東路軍便顧左右而言他，既不應允，也不撕破臉，把事情溫溫吞吞地“留中”起來，不給任何落到紙面上的承諾。
一次，近衛中納言派來的使者，話說得再明白不過：只要大夏肯在倒幕之後，“還政於朝廷、復朝廷之莊園”，天皇便可立刻下一道密旨，正式宣告德川為朝敵。接待的東路參軍不卑不亢，笑著把話接了過去：“朝廷的美意，我軍上下銘感五內。德川無道，天下共討之，這是大勢所趨。至於戰後的章程，天下大事，總要等太平了，從長計議、為天下蒼生計，方為妥當，眼下急著定這些，反倒落了下乘。”一番話，滴水不漏，既沒回絕“討德川”的名分，又把“還政、復莊園”的實求，輕飄飄地擱到了一邊。使者還想再爭，參軍卻已端茶送客，只留下一肚子希冀、又抓不住半點實據的公卿，在宮裡頭繼續做著美夢。
那些公卿，起初還以為是自己的功夫沒下夠、條件沒談攏，便愈發殷勤地遞話、暗示，甚至內部還為了“將來朝廷復權後誰當什麼官”起了爭執。他們哪裡知道，鄭成功看著他們汲汲營營的樣子，心裡跟明鏡似的——這些人做著恢復舊日榮光的美夢，卻不知自己未來的位置，早被陳陽和東路軍看得清清楚楚、安排得明明白白。
這一手“借名分而不交實權”的對朝方針，看似溫吞，實則高明至極：它既把天皇這面極有分量的旗幟，爭取到了大夏一邊，為日後進軍京都、瓦解幕府鋪好了名分上的路；又從一開始就堵死了舊公卿借外力復辟特權的可能，為日後京都的處置、為日本新秩序的建立，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京都的深宮，依舊在做著復興舊夢；大坂的商人，依舊在撥著現實的算盤；而大夏東路軍，則在名分與實利之間，冷靜地落著自己的子。日本這盤棋，正一步步，朝著陳陽預設的方向收攏。
而就在東路的棋局於日本列島從容佈局之際，萬里之外的南方海域，盧象升率領的南路艦隊，已經越過了停泊補給的馬斯喀特，繼續向西，逼近了紅海南口那座扼守咽喉的要地——亞丁。在那裡，奧斯曼的駐軍、葉門的地方勢力、阿拉伯與印度的商人、葡萄牙的餘黨，乃至形形色色的部族，盤根錯節、各懷心思，一片全新的、各方勢力交錯盤踞、誰也無法一口吞下的渾水水域，即將在南路軍面前，一層層地緩緩展開，考驗著這位南路統帥的耐心、定力與縱橫捭闔的過人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