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灣軍管府的牌子，在一處臨海的舊官邸掛了起來。
這是西路經略半島的關鍵一步。打下來的地方，若只靠軍隊彈壓，便是個無底洞，今日服、明日反；唯有立起一套人人都得守、也都能依的規矩，把鹽、珠、馬、港這些生計一一理順，佔領才算真正落了地。這件事，孫傳庭籌劃已久。
設立軍管府之前，他與李定國有過一次長談。李定國擅長打仗，起初想的是多派兵、多設哨，把沿岸看死。孫傳庭卻搖頭，給他算了一筆長遠的得失：“定國，你能派多少兵？這海岸線綿延幾千里，部族、港口、綠洲星羅棋佈，你一個村派一個班，把全軍撒進去都不夠。兵越散，越容易被人一口口吃掉；駐軍越久，越容易和本地人生出仇怨。真正牢靠的，不是把刀架在每個人脖子上，是立一套規矩，讓守規矩的人有飯吃、有好日子過，讓破壞規矩的人沒處容身。到那時候，不用咱們看著，本地人為了自己的好日子，也會替咱們把秩序守下去。”
李定國聽完，沉吟良久，終於點頭：“先生說得是。打仗我來，治地方，聽您的。”這才有了波斯灣軍管府的全盤章程。
軍管府開張頭一樁事，是把沿岸的家底摸清楚。
鹽井、珍珠採撈場、往來的馬隊商路、大小港口，一處處派人踏勘、登記：哪口鹽井歸誰、出鹽幾何；哪片珠場有多少採珠人、年產多少；哪幾條商路通哪裡、有多少馬隊；哪個港口水深多少、能停多大的船。摸清楚之後，再分港口、分季節，核定一個明白、固定的稅額，一改過去頭人、稅吏想收多少收多少、層層加碼的亂象。
隨之立下的，是一條條實打實的新規。
鹽井歸公平價。過去鹽被頭人和豪強把持，一到缺時便哄抬鹽價，窮苦人家連鹽都吃不起；軍管府核定鹽價，設官鹽點平價售賣，任何人不得囤積居奇。珍珠採撈，明令禁止強徵債奴、禁止逼著採珠人不帶護具白白送命，採珠按工給酬、珠場照章納稅。往來販運的馬隊，必須登記領牌，領了牌的，軍管府保其沿途平安、水源供給；沒牌的、來歷不明的，則要盤查，以防有人借商路夾帶兵器、串聯作亂。大小港口，則設了稅關和補水站，商船一次完稅、憑票通行，還能在此補充淡水、柴薪和給養。
這些規條，孫傳庭特意命人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三種文字工工整整抄錄，張貼在每一處市集、港口和水井旁，務求讓不識字的人也能由識字的阿訇、商人念明白。他還專門設了一處“申訴處”，凡是覺得自己被錯徵、被刁難、被欺壓的，不論部族、不論身份，都可以拿著憑據來告狀，軍管府受理複查，一經查實，多收的退還、作惡的查辦。
“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力氣貼告示、開申訴處？”有年輕軍官不解，“咱們刀把子在手，說什麼他們聽著便是。”
孫傳庭搖頭：“刀把子能讓人閉嘴，不能讓人心服。規矩貼在牆上、申訴開在明處，百姓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官府守什麼邊界，被冤枉了有地方說理。一個有處說理的地方，人才願意留下來、安心做買賣。若是隻靠刀，今天壓得住，明天刀一挪，照樣反給你看。”
新規初下，響應卻並不踴躍。
沿岸那些舊商頭、大頭人，家大業大、盤踞多年，對新來的軍管府抱著一種觀望甚至牴觸的心思。他們習慣了過去那套上下其手的好處，如今要登記、要定稅、要立規矩，心裡一百個不情願，於是能藏則藏、能拖則拖，鹽井的產量往少了報，採珠人、馬隊的數目含糊其辭，都想看看這位新來的“軍管老爺”究竟是來真的，還是走個過場。
孫傳庭也不急躁，他知道這種時候，光靠勸是勸不動的，得立威，而且要立在最該立的地方。
很快，兩個民憤極大的包工頭撞在了刀口上。這兩人把持一片珠場，依舊我行我素，強逼債奴和窮苦採珠人不帶鼻夾、不繫安全繩就潛深海採珠，動作稍慢便是鞭子抽打，前陣子還活活逼死了兩個採珠人。
公審那日，珠場上圍滿了人。一個瘸腿的老採珠人被扶上前，當著眾人的面控訴：他的兩個兒子都在這兩人手下采珠，大兒子潛得太深、沒等浮上來就嗆壞了肺，小兒子為了採一顆大珠，被鞭子逼著連潛數次，最後一次再沒浮起來，連屍首都沒撈著。“他們管我們叫‘海下的牲口’，”老人渾濁的眼淚往下淌，“死一個人，在他們眼裡，還抵不上一顆珠子值錢。”圍觀的採珠人無不垂淚、攥拳。
軍法隊接到申訴，查實之後，當即把兩人拿下，當眾問罪、嚴懲不貸，又把他們強佔的珠場收歸、受害的採珠人釋放補償，還順勢立下采珠的規矩：必須配鼻夾、繩索，每日下潛次數有定限，工錢當日結清，誰敢再把人往死裡逼，就是這兩個包工頭的下場。
這一下，沿岸震動。
商頭、頭人們這才看明白，大夏的軍管府不是說說而已，是真敢動真格、真替底層人撐腰的。更要緊的是，他們也漸漸咂摸出了新規矩的好處：鹽平價了、商路安了、港口活了、生意反而比從前好做，只要照章納稅、守規矩，再不必像從前那樣向各路頭人層層進貢、擔驚受怕。
有個販馬的頭領，原先要打通一路關節，給這個頭人送馬、給那個稅吏塞錢，十成利被扒去三成，還得提心吊膽怕被黑吃黑。領了軍管府的牌之後，他趕著馬隊走商路，沿途有軍哨護衛、有補水點歇腳，再沒人敢攔路勒索，一趟下來，反倒比從前多賺了不少。他逢人便豎起大拇指：“從前我趕馬，懷裡揣著錢，心裡揣著怕；如今揣著這塊牌，走到哪兒都踏實。這樣的規矩，我第一個擁護。”像他這樣的人一多，軍管府的根基，便在不知不覺間扎進了商路和市集裡。
於是，觀望的人坐不住了，一家接一家主動補上了先前隱瞞的數目，鹽井、珠場、馬隊、港口，漸漸都納入了軍管府的框架。
孫傳庭卻在一次軍議上，給有些飄飄然的部下澆了一勺冷水。
“都記著，軍管是過渡，不是長久。”他神色鄭重，“眼下軍情未靖、人心未穩，用軍管府快刀斬亂麻，是不得已。等這片地方安定下來、規矩立住了、本地能做事的人培養起來了，民政、稅賦、訴訟，終究要交還給文官去管，軍隊不能一直攥著地方的權。軍隊管打仗、管震懾，文官管治理、管生計，軍政分開，這地方才能長治久安。誰要是覺得手裡攥著地方權柄捨不得放，那便是取禍之道。”
有部將仍不太理解，起身問道：“先生，軍隊好不容易打下的地方、立起的威望，為何要拱手讓給文官？若是文官治不好，豈不前功盡棄？”
孫傳庭沒有責備，反而耐心解釋：“你只看到一時，沒看到長遠。軍人治民，威有餘而恩不足，百姓怕你，卻不會親你；且將領久掌一地軍政財權，兵是他帶的、稅是他收的、官是他任命的，時日一久，便成了尾大不掉的割據，朝廷調不動、管不了，這在歷朝歷代都是取亂之由。陛下看得極遠，所以從一開始就要把軍政分開——將軍管刀鋒，文官管耕織，刀鋒對外、耕織對內，互相制衡又互相成全。如此，打下的每一寸土地，才永遠是朝廷的、是百姓的，而不是哪個將軍的私產。”
那部將聽得後背微汗，這才明白其中深意，心悅誠服地拜服受教。
眾將凜然受教。這番“以軍管始、以文治終”的清醒，正是大夏萬里開疆卻沒有被疆土拖垮的根由。
然而，就在軍管府著手梳理沿岸、把各地舊記錄彙總到一處時，負責文牘的官吏卻發現了一樁蹊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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