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在漢水邊上，從長安過去走水路最便捷。狄仁傑和李元芳在灞河渡口上了官船，沿渭水入黃河，轉運河下江南，再入漢水溯流而上。兩岸青山由黃轉綠，李元芳蹲在船頭啃胡餅，說這趟差事比去涼州舒坦——涼州的風沙能把人臉皮磨成砂紙，江南的春風能把人骨頭吹酥。
狄仁傑靠在船舷上翻看襄州急報。襄州知府姓張，叫張敬修，是前年從淮南道調來的。公文裡說襄州城外有座廢棄的義莊，數日前有樵夫在義莊裡發現一具白骨。白骨周身無傷，但死因絕不是尋常暴卒。因為白骨的手骨、腿骨、肋骨——全身上下每一塊稍大些的骨頭上，都密密麻麻刻滿了字。
“刻在骨頭上的字。”狄仁傑把公文遞給李元芳，“張敬修說那些字是用極細的刀尖刻上去的，筆畫比頭髮絲還細，須湊到跟前才能看清。法曹用拓碑的墨拓了幾根腿骨，拓下來的字拼在一起，是一份自供狀。白骨自稱姓崔，前朝刑部書吏，天冊年間曾參與銷燬一樁大案的原始卷宗。他銷燬的是洛陽七命案的仵作驗屍格目——何不笑縫香的那七個人，最初的驗屍記錄不是現在保留的那份，而是更早的一份。那份原始格目上有毒理檢驗記錄，但被刑部銷燬了，替換成死因不明。崔某參與此事後調離洛陽，改名換姓藏在襄州，畏罪自縊。臨死前把自己的罪狀刻在骨頭上，說他不能白死，他的骨頭就是他的認罪書。”
“他把罪狀刻在自己骨頭上？那不是得活生生疼死？”李元芳放下胡餅，眉頭皺得緊緊的。
“他說他畏罪自縊，但既然自縊是在刻骨之後，他刻骨時分明還活著。能把全身上下的骨頭都刻滿字再死，這人的忍耐力遠超常人。”狄仁傑又翻到公文末尾，“張敬修還附了一句話——白骨旁邊發現了一根極細的鋼針，針尖已磨鈍，上面沾滿了骨粉。他臨死前用這根鋼針在自己骨頭上刻字，每一針都入骨三分，疼痛之大，字卻工整端方。張敬修覺得，這人不是在刻罪狀，是在刻給誰看。”
船在漢水上又走了一段，到襄州時已是傍晚。襄州城不大，城牆低矮，渡口熱鬧，河面上帆影點點。張敬修在碼頭迎著，是個四十來歲的矮胖中年人，圓臉小眼，說話細聲細氣，做事卻極利索。他把狄仁傑和李元芳讓進府衙後堂，從鐵櫃裡捧出一隻用油布裹著的木匣放在桌上。
“狄公，這就是從義莊帶回的白骨。下官按發現時的姿態原樣搬回，一片骨殖都沒有挪動。鋼針在匣子最底層，拓片在旁邊。”
狄仁傑開啟木匣，白骨靜靜躺在石灰之上，骨殖完整，姿態安詳，雙手交疊放在胸前——是自縊之後的入殮姿態，有人在他死後替他收了屍，把他搬到義莊，讓他平躺下來，雙手合攏。他先在自己骨頭上刻滿了字，然後自縊。死後有人發現了他，替他收了屍，放在義莊裡，還替他攏好了雙手。這個人是誰？他為什麼沒有報官？
狄仁傑從匣底拈起那根鋼針舉到燈下。針尖已完全磨鈍，針身被磨得極亮，針尾纏著一圈極細的銅絲。他把鋼針放在一邊，拿起那疊拓片，逐張細看。腿上刻的是銷燬卷宗的經過，肋骨上刻的是刑部所有經手人的名字，其中就有裴守仁——裴守仁當年在刑部郎中任上，是這份格目的複審簽章人。崔某在手骨上刻的是自己臨死前最後悔的一件事：他把替換後的卷宗放進檔案櫃時，偷偷留了一頁原始格目的抄本藏在刑部檔案房的地磚下面。他說如果有後來人發現這頁抄本，就能證明洛陽七命案的第一份驗屍記錄比現在存檔的早了好幾天——早了幾天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有人搶先一步，在正式驗屍之前已經預知了七個人的死因，然後銷燬了那份能證明兇手手法的驗屍格目。那個人不是何不笑，何不笑只是收笑的人。那個人能指揮刑部提前銷燬格目，品級至少在三品以上。
狄仁傑把拓片放下，對張敬修說查崔某的履歷，再查他有沒有後人尚在。張敬修說已經查過了——崔某離開刑部後輾轉多地，最後在襄州城外開了間私塾，教了幾個學童，獨居未娶，沒有子女。但他臨死前那幾年，私塾裡有個旁聽的孩子，趴在窗外聽他講課。那孩子姓韓，叫韓其昌。
“韓其昌。”狄仁傑的手指在桌沿上輕輕敲了一下，“魏州知府韓其昌，之前在洪州辦過石臼村的案子。他的祖父是洪州知府，和崔某八竿子打不著。韓其昌現在在相州，他怎麼會出現在襄州崔某的私塾窗外？”
張敬修從舊檔裡翻出一份發黃的學童名冊，上面確實有韓其昌的名字。韓其昌小時候隨父親在襄州住過幾年，父親是襄州府衙的司倉參軍，租住在崔某私塾隔壁。韓其昌每天趴在窗外聽崔某講課，崔某很喜歡這個孩子，教他識字，教他讀《論語》，還教他寫館閣體。韓其昌後來調任各地做官，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寫信給崔某。那些信現在全部收在崔某遺物中，韓其昌在每封信的末尾都附了同一句話——“崔師父，那份格目抄本還在嗎？”
“韓其昌一直在找那份抄本。他從小趴在窗外聽崔某講課，崔某教他的不是《論語》，是刑獄勘查——韓其昌後來做官以善斷案聞名，根源就在崔某。崔某臨死前把自己刻滿罪狀的骨頭留給他，把鋼針留給他，也把藏在刑部檔案房地磚下的那份抄本留給他。那是崔某的遺書，收信人是那個趴在窗外聽了他好幾年課的孩子。現在這孩子長大了，該去收信了。”
狄仁傑當即寫了封公文，讓李元芳派人星夜兼程送往相州。他在信裡把崔某的骸骨、鋼針、拓片、以及藏在刑部檔案房地磚下的格目抄本一併告知，請韓其昌憑自己的記憶，將崔某當年銷燬原始格目的整個過程整理成供狀，附在洛陽七命案的卷宗之後。窗外起了風，漢水上的船工號子從渡口傳來，張敬修湊近木匣，忽然輕輕“咦”了一聲——崔某入殮時穿的那件灰布長衫經過數十年風化已破爛不堪，但在領口內側還殘留著極細的針腳，縫的不是花紋，而是一行小字：“吾師不孤。弟子其昌跪送。”這孩子後來做了官，輾轉各處，自己都已是滿臉風霜的中年人，卻依然記得那個趴在窗外的下午——崔師父背對著視窗在黑板上寫字，他趴在窗臺上用手指在窗框上跟著劃，劃的是同一個字。如今他在千里之外收到這封信，大概會放下公文，一個人走進書房，關上門，點上燈，在那盞燈下坐很久。然後鋪開紙，提起筆，替師父寫最後一份供狀。窗外有風，他會聽見多年前在襄州私塾窗外聽到的那聲——那是崔師父翻書時紙頁摩擦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