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包車跑了四十分鐘，停在一棟三層的舊樓下。樓的外牆刷著淡黃色的漆，已經褪了色，有幾塊牆皮脫落了，露出裡面的灰水泥。樓下是一家雜貨鋪，門口堆著一箱箱的貨物，一個光著膀子的老頭坐在門檻上抽菸。
王漢彰下了車，抬頭看了看這棟樓，微微的皺了皺眉。趙若媚家在天津算不上什麼鉅富，但也是殷實之家。再加上他老丈人趙金瀚在太古洋行工作，怎麼會住在這種地方？
王漢彰懷著滿心的疑問，拎起行李，扶著趙若媚，走進那棟樓。樓道里很暗，燈壞了，只有從樓梯間的窗戶透進來一點光。他藉著那點光上了二樓，找到門牌號，敲了三下。
門開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站在門口。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袖旗袍，頭髮盤在腦後，臉上有細細的皺紋。她看到王漢彰的時候愣了一秒，又看了看旁邊的趙若媚，然後嘴巴張開了。
“哎呦，姑爺和若媚回來了！怎麼不提前打個電話回來，我們也好提前準備。你丈人去公司上班了，我給他打電話，讓他回來。”
王漢彰笑了笑，拎著行李進了屋。房間不大，一室一廳，客廳裡放著一張八仙桌和幾把椅子，桌上鋪著一塊洗得發白的桌布。靠牆放著一個衣櫃和一個書架，書架上沒有幾本書，放著一個收音機和幾個相框。
趙若媚從王漢彰的身後走進去，叫了一聲“媽”，聲音不響，甚至有些輕，但在那個狹小的客廳裡，這兩個字像是一滴水落進了滾油裡。
趙太太轉過身來，剛才那些絮絮叨叨的話一下子停了，嘴唇顫了顫，然後她張開手臂，把女兒摟進懷裡。趙若媚比她高出小半個頭，被摟住的時候微微彎了一下腰，把臉埋在母親的肩膀上。
趙太太的手在女兒背上拍了兩下——很輕，像是在拍一個剛出生的嬰兒——然後拉開距離，兩隻手抓著趙若媚的上臂，上下打量。從臉看到腰，從腰看到腿，然後又看回臉上，目光在女兒蒼白的嘴唇上停了好幾秒。她說：“瘦了，瘦了不少。在英國吃的不好吧？外國人吃的東西是不是不養人？”
她沒有等回答，又轉過頭對王漢彰說，“姑爺也瘦了。”
王漢彰放下行李，看了看房間裡的陳設，皺了皺眉。他問岳母：“岳丈不是說在香港的太古洋行工作嗎？怎麼住在這種地方？”
趙太太嘆了口氣，招呼他們坐下，轉身去廚房倒了兩杯茶。她把茶杯放在桌上，坐在對面，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手指絞在一起。
“你也知道，像你岳丈這種工作，主要靠佣金生活。他原來的客戶都在天津，現在到了香港，之前的關係都用不上了。再加上這裡的人很排外，太古洋行裡有廣東幫、上海幫、洋人幫，你岳丈哪一幫都擠不進去。洋行給他這個職位，是看在詹姆士先生的面子上，但生意還是要自己做的。”
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王漢彰的表情，見他沒有不耐煩，才繼續說下去。
“來了幾個月，就接了兩單小生意，佣金還不夠付房租的。這套房子還是找了好幾個中介才租到的，房東看我們是北方人，押金多收了一個月。”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一直掛著一種很淡的、硬撐著的笑。那種笑不是真的開心，是一個人在講述難堪的事情時用來保護自己的最後一層體面。她把這層體面端得很穩，這是她在天津當了半輩子太太之後，唯一還能牢牢攥住的東西。
王漢彰沒有說話。他從口袋裡掏出一疊鈔票，大概有幾百英鎊。他把錢遞到岳母手中。趙太太接過錢，看了一眼，眼睛亮了一下，但又不好意思收，推了推。
“這怎麼好意思，你們在英國也不容易……”
“拿著吧，”王漢彰說，“不管怎麼說，也比留在天津要好。現在天津兵荒馬亂的，弄不好就沒命了。這些錢您先拿著貼補家用。”
趙太太把錢攥在手裡，沒有再推。她的眼眶有點紅，嘴唇動了動，想說謝謝，但沒說出來。
“對了，”王漢彰說，“若媚這一路上總是想吐，胃口也不好，是不是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您帶她去醫院看看，我去太古洋行找岳丈。”
趙太太愣了一下，看了一眼趙若媚，又看了一眼王漢彰，嘴角動了動，似乎想說什麼，但沒說出來。她張了張嘴，最後說：“行，我帶她去醫院。”
王漢彰站起來，整了整衣領，出了門。
從公寓出來，王漢彰叫了一輛黃包車，直奔太古洋行。
香港和天津有些相似，但又有些不同。天津是安靜的，海河邊的風吹過來，涼涼的，帶著河水的味道。香港是喧鬧的，街上到處都是人，黃包車伕按著鈴鐺，叮叮噹噹的，從人群中穿過去。路邊的大排檔冒著白煙，炒菜的滋啦聲和人們的說話聲混在一起，嗡嗡的。
太古洋行在中環，是一棟六層樓的建築，外牆是灰色的花崗岩，正面的立柱上刻著花紋。大門口站著兩個印度門衛，皮膚黝黑，戴著紅色的頭巾，腰裡彆著警棍。
王漢彰走過去，用英語問他們趙金瀚先生在幾樓辦公。一個印度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帶著口音的英語說四樓，上去左轉。
王漢彰上了電梯，到了四樓。走廊裡的地板是大理石的，擦得很亮，能照出人影。他沿著走廊走到盡頭，來到一間辦公室之中，只見他老丈人趙金瀚正坐在一張桌子後面，拿著電話聽筒正在打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