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漢彰先拆開的是安連奎的信件。信封是那種常見的牛皮紙信封，信封的正面用毛筆寫著“王漢彰先生親啟”幾個字，字跡鐵鉤銀劃，筆鋒力透紙背，看著就像是一個字一個字鑿在信紙上一般。那是安連奎的字，王漢彰太熟悉了。
他用拇指指甲沿著信封的封口劃開，抽出裡面的信紙。信紙摺疊成三折，摺痕已經壓得很平了，說明這封信在被塞進信封之前被人反覆撫平過。展開信紙的瞬間，最先掉出來的不是信箋，而是一張對摺著的、淺綠色的紙片。
一張五千英鎊的麥加利銀行支票。
支票的抬頭印著麥加利銀行的標誌，一隻展翅的雄鷹，鷹爪下抓著一捆箭矢。支票上的金額是用打字機敲上去的，“5000”四個數字下面是手寫的英文“Five Thousand Pounds Only”，字跡是安連奎的，但比他的信上的字要工整得多，大概是他在寫支票的時候刻意放慢了速度。
王漢彰拿著那張支票，感覺眼睛一熱。五千英鎊，在1936年的英國，一個普通工人的年薪還不到兩百英鎊。五千英鎊可以在倫敦買下半條街，
安連奎、在天津那個被日本人步步緊逼的、朝不保夕的地方，還給自己寄錢，不是因為自己缺錢，而是因為他們是老兄弟，是一起從刀尖上滾過來的人。老兄弟之間，不需要理由。
他把支票放到了一旁，壓在臺燈底座下面，防止被風吹走。然後他展開了信箋，開始讀信。
安連奎的信寫得不算長，但每一句話都像是一塊石頭，沉甸甸地壓在王漢彰的心上。前面的幾句寒暄還算是正常，可再往後面看，王漢彰的臉色逐漸陰沉下來。
安連奎在信裡面說，袁文會帶人回到了天津。袁文會這次回來，身後站的是日本人。他在海光寺日本兵營裡進出了好幾次，出來的時候腰板都比以前挺得直。他開始搶南市三不管的生意，不是一家一家地搶，而是成片成片地搶。
安連奎帶著人和袁文會鬥了幾次。信中對那些衝突的描述很簡略，只有“雙方各有死傷”六個字。但王漢彰知道，這六個字背後是多少條人命。安連奎不是那種會把傷亡掛在嘴上的人，他說“各有死傷”，那就意味著，他們這邊也死了人。
“雖然暫時還算是佔據上風，”安連奎在信的中間寫道，“但袁文會的背後有日本人支援。如果日本人親自下場，僅憑南市興業公司的這些兄弟，恐怕是獨木難支。”
王漢彰陰沉著臉，把安連奎的信放在桌子的左邊，信封壓在信紙上面，然後拿起了第二封信。
李漢卿的字和安連奎完全不同。安連奎的字是刻出來的，李漢卿的字是甩出來的，筆畫之間有連筆，有飛白，有些字的最後一筆會突然拉得很長，像是寫字的這個人寫到一半忽然走神了，手指沒有收住。但那種奔放的字跡下面，藏著一種王漢彰很少在李漢卿身上看到的、猶豫不決的東西。
李漢卿在信裡寫道，二十九軍已經徹底控制了天津衛，張自忠擔任市長一職。自從張自忠上任以來，對日本人卑躬屈膝，毫無底線可言。日本人要什麼就給什麼，日本人說要取締抗日團體，他就取締；日本人說要禁止反日刊物，他就封了一批報社。整個天津已經可以被日本人變相地控制，街上到處都是日本人的軍車，海光寺的兵營每天都在往外運兵，不知道是要往哪裡開。
“綜合管理大隊的日子也不好過，”李漢卿的筆跡到這裡變得有些潦草，像是在寫這段話的時候情緒波動很大，“三十八師兩次三番地來找茬，目的就是吞併這支武裝力量。他們派了一個參謀來‘視察’，說我們的裝備混亂，要給我們‘換裝’。換裝是假，換人是真。他們想把我們的人打散編進三十八師，然後把三十八師自己的人安插進來。”
王漢彰的眉頭皺了起來。綜合管理大隊是他一手拉起來的隊伍，從黑牛城那個破爛的營房開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支隊伍裡的人，每一個都是他從天津各處蒐羅來的，有軍閥部隊的老兵，有碼頭上的苦力，有巡捕房的巡捕，有南市茶館裡的夥計。他們不是最精銳計程車兵，但他們是最聽王漢彰話的人，是他們信得過的人。如果這支隊伍被三十八師吞併了，那就等於王漢彰在天津的根被人拔了。
李漢卿在信的最後寫道：“我正在謀求一條新的出路。這條路是對是錯，現在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保持綜合管理大隊的獨立性。這條路一旦踏出去，很可能會背上千古罵名。希望小師叔能夠體諒我的苦處。”
謀求一條新的出路？王漢彰的眉頭皺得更緊了。李漢卿所說的新出路，到底是什麼？從他信裡的語氣可以看得出來，綜合管理大隊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李漢卿在做某個艱難的、可能不被理解的決定。無論他做出什麼樣的選擇，自己都不會怪他的。王漢彰在心裡默默地說了這句話，像是在對李漢卿說，又像是在對自己說。
他嘆了口氣，把李漢卿的信壓在安連奎的信上面，拿起了第三封信。
張先雲的信和前面兩封都不一樣。安連奎的信是硬的，李漢卿的信是亂的，張先雲的信是穩的——字跡工整，段落分明，標點符號用得一絲不苟，像是一份被反覆校對過的檔案，而不是一封寫給朋友的家書。
張先雲在信中寫道，租界的情況越來越緊張了。日本人雖然沒有直接動手，但小動作不斷。海光寺的兵營又增加了兵力，每天都有軍車在海河邊的路上開來開去，車上的日本兵用槍指著路邊的行人，有人走得慢了一些，就會被槍托砸。
英租界工部局最近釋出了一個新的規定，所有的華人警察在值勤的時候必須佩戴一個新的識別章，章上寫著“華捕”兩個字，用的是那種一看就知道和“印捕”（印度警察）、“洋捕”（白人警察）不是一個待遇的、粗糙的、黑色的油漆。
張先雲還在信中寫道，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前幾天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上討論了一個問題——如果日本人真的打過來，天津英租界應如何應對？會上吵得很厲害，有人說應該留下來維持秩序，有人說應該跟著政府撤走，有人說應該把租界的警察武裝起來。最後什麼結論也沒有達成，只是確定了下個月再開一次會，繼續討論。
“漢彰，我有一個感覺，”張先雲在信的第二頁的末尾寫道，“我們這些人，我和安連奎、李漢卿，還有你，我們可能是在一個很長的故事的開頭，而不是結尾。我們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這個故事的走向。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是什麼。我只知道，如果我們不做點什麼，這個故事就不會有一個好的結局。”
王漢彰把三封信在桌面上排成一排，從左到右，安連奎、李漢卿、張先雲。三個人的字跡，三個人的語氣，三個人的擔憂，說的是同一件事：天津快要保不住了。
他坐在那裡，沉默了很久。
趙若媚坐在他對面，一直沒有說話。她在王漢彰拆開第一封信的時候就放下了碗筷，靜靜地看著他讀信。她看到他的臉色從平靜變成陰沉，從陰沉變成凝重，從凝重變成了一種她在他臉上很少見到的、疲憊的、像是在一瞬間老了好幾歲的表情。她沒有問“怎麼了”，她知道如果他想說，他會說的。
王漢彰把三封信疊在一起，整整齊齊地摞好，放在桌子的右上角。然後他拿起那支被他擱在菸灰缸邊的、已經滅了很久的香菸，用打火機重新點燃，深吸了一口。淡藍色的煙霧從他的嘴唇間湧出來，在餐桌上方慢慢升騰，被從窗戶縫隙裡擠進來的微風吹散了，變成一縷一縷的、灰白色的絲線，消失在房間的各個角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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