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低著頭，眼淚滴落在王滿銀的腳背上，燙得他心裡一緊。
“王幹部，”她聲音很輕，平平靜靜的，像在說旁人的事，又像說給自己聽“六八年冬天，我十歲。”
窯裡很靜，只有她低低的聲音。
“那時候我奶奶還在。我爹天天被拉去批鬥、勞改，我娘那點工分，養不活一家人，都挨著餓。
大年三十，下大雪，屋裡冷得跟冰窖一樣，家裡一點吃的都沒有。我媽把缸底掃了一遍，掃出幾顆米粒籽，煮了一鍋湯，一人喝一碗，就睡下了。餓得睡不著，肚子咕咕叫，我就聽外頭風颳得呼呼響。”
她擦完一隻腳，又輕輕換上另一隻。
“半夜，有人敲門。全家嚇得不敢開，怕是又來揪人的。後來聽見是我姑的聲音，才敢開門。姑媽站在門口，身上全是雪，眉毛都白了，提著一袋紅薯。
她說，她下午才敢從公社出發，三十里地，雪太深，走不動，走到半夜才到。”
郝紅梅抬起頭，看著王滿銀。淚還在流，但她臉上沒哭相，就那麼平靜地說。
“我們趕緊煮了紅薯，吃飽了，奶奶說想喝水。我姑攔著，說不能喝，喝了會撐死。”
郝紅梅的聲音頓了頓，毛巾在王滿銀腳背上輕輕按了按。
“我奶奶說，好久沒吃飽過了，死了也值。”
“我姑抱著奶奶，哭得不成樣子。我也哭，我媽也哭，就我爸不哭，他坐在灶火跟前，一直燒火，燒得滿臉都是灰。”
她說得平靜，沒有哭喊，沒有控訴，可那股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苦，灌滿了整孔小窯。
王滿銀坐在炕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腳底下的毛巾溫軟，耳邊的聲音輕淡，可他分明看見那個大雪紛飛的年夜，看見餓得發昏的一家人，看見三十里冰天雪地裡，一個女人提著半袋紅薯，一步步往回挪。
那不是故事，是這姑娘刻在命裡的疤。
郝紅梅把他兩隻腳都擦得乾乾爽爽，才慢慢站起身，把毛巾疊好，放在盆沿。
她垂著眼，沒敢再看王滿銀，只是輕輕說了一句：“王幹部，你是……除了我姑，第一個真心待我們家的人。”
說完，她端起木盆，輕手輕腳往外走。
門簾落下，把油燈的光隔在裡面，把黑夜擋在外面。
窯裡又只剩下王滿銀一個人，炕桌上的圖紙還攤開著，鉛筆滾到一邊。
他望著門簾，久久沒動。
窗外的風還在塬上吹，帶著黃土的涼。遠處水泥廠方向一片漆黑，只有廠門口那盞燈，還在黑夜裡一明一暗。
王滿銀輕輕嘆了口氣，把腳收上炕，重新拿起鉛筆。
燈光下，那些數字和線條，比剛才更清晰了幾分。
他不是在算技改，不是在算產量，是在算一條能讓人活下去、活得像個人的路。
郝紅梅是在星期天晌午過後動身回公社中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