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陳默在走廊裡抽菸，秘書小周從旁邊經過，跟另一個人說了一句“水戶銀行那邊又多了兩車皮的行李，聽說是日本商社的，全是金條和外匯”。
陳默正在彈菸灰的手頓了一下，動作很小，像只是被風吹了一下。他沒問，繼續抽菸。小周走遠了，他把煙掐滅，回到辦公室關上門。
水戶銀行。他以前路過幾次，在南京城西，一棟灰撲撲的三層小樓，門口兩個日本兵站崗，平時沒什麼動靜。南京城裡的日本商戶撤得差不多了，那些商社、洋行、株式會社的老底都在水戶銀行裡存著。那些人跑路之前不會帶著沉甸甸的金條和外匯，他們只帶輕便的東西，值錢的統統存在銀行裡，等著風聲過去再回來取。他們以為自己還能回來。但陳默知道，他們回不來了。
這天夜裡，他站在視窗看著街對面一戶日本人家門口堆著的行李，忽然動了那個念頭。那些日本人走了，金條留下了，黃金美元英鎊放在銀行裡，等著某一天被主人回來取走。但那一小部分已經撤走的日本商戶，他們的家產還鎖在水戶銀行的金庫裡，沒有登記在汪偽政府的賬本上，沒有人在意，不會有人過問，也不會有人知道它們去哪了。他空間裡還有不少空間，足夠裝很多東西。
他摸了摸胸口貼身藏著的那塊舊令牌，那是組織上當初給他留的緊急聯絡信物，自從上海的聯絡點被破之後，他就斷了和上級的聯絡，這大半年來隱在陳公博的秘書處當一個不起眼的文書，連大氣都不敢多喘一口，就等著重新接上關係的那天。現在這批黃金就放在那裡，像一塊掉在腳邊的肥肉，就看他有沒有膽子伸手去拿。
陳默走到桌邊，用油紙攤開桌上壓著的南京城西區地圖，手指沿著街面慢慢移動，很快找到了水戶銀行的位置和周邊的幾個建築，仔細分析後，合上地圖。
第二天下午，陳默先化妝，去了一趟水戶銀行。他穿了一件灰藍色大衣，沒戴帽子，挎了一個公文包，看起來像是來辦事的普通職員。門口的日本兵看了他一眼，他遞過去一張陳公博辦公室的通行證，對方翻了翻，點了頭，放他進去了。
大堂不大，兩個櫃檯，一個視窗，牆上掛著一幅富士山的油畫，畫框落了一層灰。櫃檯後面坐著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日本人，四十來歲，頭髮稀疏，戴著一副圓框眼鏡，正在低頭翻賬本。他抬頭看了陳默一眼，問了一句“您辦什麼業務”。陳默說他是陳公博主任的秘書，來核實一下日本商社在銀行的存款情況，為下一步資產交接做準備。那人聽完之後推了推眼鏡，猶豫了片刻，還是從抽屜裡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記簿翻開了。
陳默站在櫃檯前，目光落在那些數字上。一行一行的，金額，幣種，存款人姓名，開戶日期。幾十個名字，幾百行記錄，加起來是一個很嚇人的數字。他記下了金庫的位置——地下一層，厚鐵門，轉輪密碼鎖。那個人合上登記簿放回抽屜裡，說了一句“如果您需要正式的檔案，我可以幫您準備”。陳默說“不用，我先回去跟陳先生確認一下”。
從水戶銀行出來的時候天快黑了。他站在臺階上點了一根菸，看著街對面正在收拾行李的一戶日本人家。兩個穿和服的女人在往三輪車上搬東西，男人站在門口抽菸，懷裡抱著一個孩子。那輛三輪車裝了半車，大部分是衣物和被褥，沒看到什麼值錢的東西。值錢的都在銀行裡存著呢。
他回到住處，關上門，在桌前坐下來。手裡那支鉛筆在紙上寫了幾個數字，又劃掉了，又寫了幾個，又劃掉了。然後他站起來走到窗邊，掀開窗簾一角往外看了一眼，街上沒有人，路燈亮著，梧桐樹的影子在風裡晃來晃去。他放下窗簾坐回桌前，開始想一件事——怎麼進那個金庫。鐵門密碼鎖，水戶銀行每天下午五點關門，關門之後金庫自動上鎖。如果能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翻進去，給他足夠的時間清空金庫，不會有人發現。
接下來幾天他去水戶銀行附近轉了三次。第一次看清楚了崗哨換班的規律，兩個日本兵站著不動，四個小時換一班，中間有大約兩分鐘的間隙，那個間隙夠他從側面的通風管道翻進去，但不夠他撬開金庫的門。第二次他摸清了銀行內部的佈局，一樓是大堂和辦公區，地下一層是金庫，從樓梯下去要經過三道門，每一道門都上了鎖。第三次他踩好了撤退路線，從金庫出來之後不走大門，從地下室的通風口翻出去，順著後面的巷子走兩百米就是一條熱鬧的街。那兩分鐘的間隙不夠他撬門，但他不需要撬門。他可以等那些士兵換班的時候直接穿過大廳，他們有登記簿，他沒有。但他有空間。
他不需要鑰匙，只要站在金庫門前，整間金庫的黃金都能直接收進他的空間裡，連鎖都不用碰。確定了所有細節，
他決定等一個下雨的夜晚再去動手。雨聲能蓋住腳步聲，雨後的街面沒有行人，他踩在水窪裡的聲音也不會被聽見。他把那幾天的天氣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日子定在後天晚上，天氣預報說有大雨。他把水戶銀行的平面圖默記在心裡，每一個轉角都反覆演練過，然後從空間裡把那臺發報機取出來，給延安發了一封密電：“南京水戶銀行，存有大量黃金外匯。準備接收。”回電很快——“注意安全。待命。”
後天，會下雨。他把公文包裡的東西收拾好，換了一身深色衣服。那些東西還在銀行的金庫裡等著他，等著有人把他們從黑暗裡取出來，送到它們該去的地方。門在身後關上了，他走下樓梯，匯入了雨幕之中。他沒有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