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錢鏐翻了臉，東南商貿斷了，朝中大臣又吵成一鍋粥，他這個皇帝夾在中間，兩邊都不是滋味。
他揉了揉太陽穴，悶聲問了一句：“那依劉愛卿之見，現在該如何補救？”
劉嶽等的就是這句話，立刻朗聲答道：“回陛下，當務之急有三。其一，立刻釋放被扣押的吳越使臣，歸還其自由；其二，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出使杭州，好言安撫錢鏐，表明朝廷並無惡意；其三——”他頓了頓，意味深長地看了安重誨一眼，“徹查此事的前因後果，看看究竟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有人假公濟私、擅作主張。”
安重誨的臉色徹底黑了下來。
眼看兩人就要在朝堂上撕破臉，李嗣源趕緊擺了擺手，用了個“此事容後再議”的拖字訣把話題岔開了。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安重誨在這件事上吃了個大虧，他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動搖。那些平日裡被他壓制的政敵們，此刻一個個眼睛放光，像是一群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
接下來的日子裡，朝堂上的風向開始悄然轉變。先是幾個與安重誨不對付的樞密副使開始頻頻出入宮禁，在李嗣源耳邊吹風，說安重誨處置吳越事務過於剛愎自用，有損朝廷威信。緊接著，翰林學士們也聯名上書，建議皇帝重新審視對吳越的政策，以懷柔代替強硬。就連李嗣源身邊最親近的宦官孟漢瓊，都在伺候皇帝用膳時有意無意地提了一句：“聽說杭州那邊已經三個月沒有商船北上了，洛陽城裡的絲綢價錢漲了三成呢。”
李嗣源終於坐不住了。他把安重誨單獨召到御書房，君臣二人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具體談了什麼，外人不得而知，但第二天就有旨意傳出來——被扣押的吳越使臣獲得了有限度的自由，雖然還不能離開洛陽，但已經可以在城中活動，飲食待遇也提高了一大截。與此同時，朝廷派出了一支小型使團，帶著李嗣源的親筆書信，悄悄南下杭州。
使團到杭州的時候，已經是初冬時節。錢鏐在王府裡接見了他們，態度不冷不熱，既沒有拒之門外，也沒有大擺宴席接風洗塵。李嗣源的信寫得很誠懇，大意是說之前的事情有些誤會，朝廷並無輕視吳越之意，希望老王爺以社稷百姓為重，恢復朝貢，重修舊好。
錢鏐看完信，把它遞給一旁的沈崧和杜建徽傳閱，自己靠在椅背上閉目養神了一會兒，然後才慢悠悠地睜開眼睛，對使臣說了一句話。
“回去告訴陛下，我錢鏐不是不識大體的人。但有一件事必須說清楚——‘吳越國王’這個稱號，我要定了。朝廷認也好，不認也好，我就這麼用著。至於朝貢，等什麼時候朝廷把稱號的事給我一個正式的說法，我什麼時候再考慮恢復。在此之前，一切照舊。”
使臣還想再說什麼，錢鏐已經站起身來，示意送客。
這就是錢鏐的底線。面子可以給，臺階可以下，但底線一步不退。他比誰都清楚，在亂世之中立足，軟弱的代價遠比強硬大得多。安重誨想拿他當軟柿子捏，結果發現捏到了一塊鐵板。
這場風波最終以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收場。吳越和後唐之間雖然沒有徹底翻臉，但關係已經大不如前。錢鏐終其一生沒有再正式恢復朝貢，後唐朝廷也因為顧忌重重，沒有再做進一步的打壓。安重誨在這場博弈中輸掉了自己的政治聲望，幾年後因為另一樁更大的風波而被李嗣源賜死——當然，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至於錢鏐，他安安穩穩地做了四十一年吳越王，活到八十一歲高齡才去世。臨終前，他把兒子們叫到床前，留下了一句傳世的遺訓。
“中原天子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兩浙十四州的百姓能吃飽飯。”
這句話，吳越錢氏後來傳了五代，始終奉為圭臬。而那句引發一切風波的“吳越國王”四個字，至今還刻在杭州錢王祠的碑文上，供後人瞻仰。
司馬光說：安重誨以“吳越國王”四字即大動干戈，此舉實屬不智。縱觀錢鏐一生，販私鹽起於微末，歷仕唐、梁、後唐三朝，始終以保境安民為本，於中原正統從未有不臣之實。一個稱呼而已，安重誨偏要上綱上線，結果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吳越與朝廷離心離德，東南商貿遭受重創，自己也落了專橫跋扈的口實，為日後身死族滅埋下禍根。自古處理藩鎮問題，當以大勢壓之、以恩信結之，而非在細枝末節上較勁。較勁的結果往往是，你贏了字面，輸了局面。
作者說：翻看這段歷史，最讓我感慨的並非錢鏐的骨頭有多硬，也不是安重誨的手段有多蠢，而是一個常常被忽略的角度——這場衝突的本質，其實是一次權力語言學的激烈碰撞。安重誨作為一個從底層爬上來、靠著制度程式獲得權力的文官，天然迷信於文字的魔力。在他眼中，“國王”還是“郡王”，這不僅僅是兩個字之差，而是權力架構中的地基——地基歪了，整座大廈就會倒塌。而錢鏐作為一個從血火中殺出來的軍閥，他的權力從不依賴任何人的冊封。你叫他郡王，他照樣能調動三萬精兵；你叫他國王，他的地盤也不會多出一寸。這兩個人對“稱號”的理解，完全處於兩個不同的維度。安重誨以為自己在下一盤大棋，其實他只是在跟一塊石頭髮脾氣。而那塊石頭，連眼皮都懶得抬一下。
本章金句：你較真的那個字，在別人眼裡，可能連個標點符號都算不上。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錢鏐，面對安重誨的削爵詔書，你會選擇針鋒相對，還是暫時隱忍、以待時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選擇與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