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問題了，公司已經註冊好，您給的名單上那些人我們也開始主動接觸了，因為政府已經停發了高階人才津貼，這些人最近一段時間過得很苦，有部分人都已經有了心思，就是在遲疑。畢竟比起華國，他們這些人應該更想去歐美。但還有些人怎麼勸都勸不動，說自己哪怕死都要死在這，不太好打交道。”宋遠的聲音傳了過來，音色中帶著點無奈。
“慢慢來，他們不好下手就從他們家人同事那邊下手，最好能把整個實驗室全部打包過去。告訴他們去的上滬，我們提供的全是別墅豪宅，又不是讓他們去西部搞大開發，生活品質只會上升不會下降，全力拿錢砸，砸到他們全家都服氣為止，別怕花錢。”
“是，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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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的使館對接會開得很短。
會議桌是那種深色的長條形實木桌，桌面被無數次擦拭後泛著油潤的暗光，桌面上整齊地擺著幾排蘇聯產的玻璃杯和一隻銀色的茶炊。中方代表團坐在長桌的一側，蘇方接待人員坐在另一側，雙方中間隔著大約一臂的距離，語言在翻譯的唇齒間完成來回切換，措辭謹慎而剋制。
林天強坐在中方代表團的末席，面前放著一杯已經不再冒熱氣的紅茶。他沒有發言，只偶爾在翻譯開口時微微側過頭，目光落在對面那些蘇方官員的面孔上。那些人大多是四十歲到六十歲之間的男性，穿著深色的西裝或夾克，領帶打得端正，但面料已經有些磨損，袖口的線頭在燈光下隱約可見。
他們的表情大多是嚴肅的，偶爾有人低頭翻閱面前的資料夾，紙張翻動的聲音在安靜的會議室裡像被放大了的沙漏聲。
官方會談的內容沒有超出預期：雙邊貿易的現狀，技術合作的框架，簡化簽證流程的可行性。周聯絡員提前打過招呼，這種場合不會有實質性的談判，只是一個禮節性的、相互熟悉的過程，真正的對接需要走更深的通道。林天強坐在那裡，像一尊安靜的背景，但他的目光沒有放過任何細節，尤其是目標人物，那個坐在木桌中央，在場蘇聯官員中的二號人物。
他叫蘇雷·雷日科夫，蘇聯外交部的一位次官。
當然，他還有另一個身份。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僅剩下的獨子。
這個看起來有些輕浮的男人，正是林天強參加這次會議的理由，他需要一把鑰匙進入如今蘇聯改革派和保守派爭端的旋渦當中，然後火中取栗。畢竟尼古拉·雷日科夫作為保守派眼中的改革派，改革派中的保守派是如今最不被待見的政治人物之一，但同理可得，他也是如今極少的能在兩派之中都能說得上話的大人物。
而作為他的獨子，蘇雷·雷日科夫自然也能在兩派中游刃有餘，作為中間人，這就足夠了。畢竟林天強也沒想著依靠接觸蘇雷·雷日科夫去觸及到尼古拉·雷日科夫身上，畢竟這位可是真正的愛國者和革命者，和他的那位現蘇聯主席的好友，完全不是一類人。
上午的會議結束後，林天強沒有像其他代表那樣急著離開，也沒有在走廊裡停留。他跟著人群向外走了幾步，在電梯口自然地慢下來，微微側過身，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轉頭看向身後的周聯絡員。那個動作不刻意，恰好讓他與側後方正往外走的蘇雷·雷日科夫之間的距離縮短到了不到兩米。
蘇雷正低頭整理手中的資料夾，動作比旁人略慢一拍，抬頭時視線正好與林天強對上。像一扇半掩的門被風輕輕推了一下。
林天強沒有主動開口，只是微微頷首，幅度極小，像是對一個需要確認身份的陌生人表達的那種含蓄致意。
蘇雷的腳步在那一瞬間幾乎沒有變化，但他翻動資料夾的手指停了一下。
兩人一前一後走入電梯。同行的人陸續在各自樓層下了電梯，只剩下蘇雷和林天強。
蘇雷沒有按樓層的按鈕，他站在那裡，目光看著金屬門上方正在跳動的數字，用一種近似聊天的、不高不低的語調說了一句帶有俄國口音的中文：您是代表團裡唯一全程沒有發言的人。
聽到對方說中文，林天強並未驚訝，他正是知道對方會說中文，才特意挑選這個機會的。
沒有發言的必要，這些在場面上無趣的外交辭令，誰說都一樣，大家都知道，很多話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講的，所以我更喜歡私下和人聊天。林天強回答道。
蘇雷嘴角彎了一下，弧度很輕。
電梯到了大堂，他先一步邁出去，但走出去之後沒有立刻離開，而是側過身，像在等後面的人跟上。林天強走出來後，蘇雷又開口說了一句話：附近有一家咖啡館，咖啡的味道特別好。
林天強笑了笑，說道：那我一定要去嚐嚐了。
二人像是互相不認識一般，散開步行，但方向一致，穿過大堂側門，沿著一條被積雪覆蓋的窄巷走了大約十分鐘，拐進一條更安靜的街道。
咖啡館的門面不大，一共兩層，夾在一家舊書店和一家修鞋鋪之間。推開厚重的木門時，一股熱氣和咖啡的香氣迎面撲來，空氣中混著黃油和舊木頭的味道。店裡只有兩桌客人，都是埋頭讀報的老頭。
他們先後走到樓上，樓上很空，沒有任何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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