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蘋果確實大，紅撲撲的，表皮光溜溜的，不像我們小鎮上賣的，總帶著點蟲眼和疤痕。姑媽拿水果刀削了皮，蘋果的清香立刻漫了開來，甜絲絲的，混著煤爐裡煤塊燃燒的味道，在小小的房間裡打著轉。我接過遞來的蘋果，咬了一口，汁水瞬間在嘴裡爆開，甜得恰到好處，一點也不澀。
“好吃吧？”姑媽看著我，眼裡帶著笑意，“上海的水果都是從北邊空運過來的，新鮮。”
我點點頭，嘴裡塞得滿滿的，說不出話來。那兩天，姑媽每天都會買蘋果回來，我像只貪嘴的小松鼠，把木桌上的蘋果吃得一個不剩。最後一個蘋果下肚時，我摸著圓滾滾的肚子跟姑媽說：“姑，這蘋果真好，我們鎮上的蘋果又小又酸，還帶股怪味。”
媽媽嘆了口氣：“大城市嘛，啥好東西都先緊著大城市。他們總叫咱們鄉下人，其實也不全是壞心，就是見得多了，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媽頓了頓，又補充道，“不過我們鄉下也有好的，每次去鎮上買肉，都是現殺的豬，新鮮得很。上海人想吃口新鮮肉難著呢，菜場裡賣的都是凍了不知多久的，跟殭屍似的。”
我這才知道，姑媽在上海看病，一直住旅館。“醫院病房緊張得很，”姑媽解釋道，“除非是快不行的，不然都得自己找地方住。我這算好的，廠裡給報銷旅館費，還派了人來看過兩回。”
臨走那天，姑媽往我們包裡塞了一大袋蘋果，又從抽屜裡拿出個玻璃瓶，裡面裝著雪白的粉末。“這是珍珠粉，”她說，“我每天都吃，安神的，你不是總說睡不著嗎？拿著。”
我瞅著那瓶子精緻的玻璃蓋，知道這東西金貴，連忙擺手：“姑，我不要，太貴重了。”
“拿著吧，”姑媽把瓶子硬塞進我手裡，“公家出錢的，我這工傷，廠裡給配的。不拿白不拿，我才不管呢，身體是自己的。”她又轉向母親，壓低了聲音，“弟妹，我跟你說實話，我這腦子就是輕微腦震盪，養養就好了。但我想通了，以前在廠裡拼得太兇，值當嗎？現在趁這機會歇著，也挺好。”
母親看著她，忽然笑了：“你呀，總算開竅了。”
回到嘉興，父親已經從鄉下回來了。他聽母親說完姑媽的情況，點了點頭：“問題不大，就是得放寬心養著。”沒過幾天，縣裡也來人了，給母親送來了結論——她之前被捲進去的那樁案子，查清楚了，跟她沒有半點關係。母親拿著那張蓋著紅章的紙，手指微微發抖，眼眶卻亮得很。
那年春節，家裡格外熱鬧。姑媽帶著表哥天峰從上海來了，她說過幾天她和天峰要走，讓姑父在我們這兒再多住些日子——她說要等政策明朗了再讓他回去，不然那把老骨頭經不起折騰。
天峰表哥比我大十歲，正在上海交大讀大學。他看見我弟弟，笑著問：“這是冰峰吧？跟我名字就差一個字。”
我這才注意到，弟弟叫冰峰，表哥叫天峰，都帶著個“峰”字。母親笑著說：“你姑夫取的，說‘峰’字好，有骨氣，能站得高。”我摸手上的蘋果忽然覺得，原來取名字也是件有講究的事，像在給日子偷偷埋下個盼頭。
除夕那天，父親寫了副春聯，上聯是“雪消門外千山綠”，下聯是“春到人間萬戶歡”。我和天峰表哥一起貼在門框上，漿糊是母親用麵粉調的，黏糊糊的，蹭在手上暖烘烘的。廚房裡，姑媽帶來的上海蘋果擺在盤子裡，紅得像小燈籠，弟弟冰峰踮著腳夠不著，被姑父一把抱起來，舉到櫃子頂上讓他拿。
吃年夜飯時，父親開了瓶紹興黃酒，給姑父倒了滿滿一杯。“來，喝了這杯，”他舉起杯子，“新的一年，啥都能好起來。”
姑父眼眶紅了，仰頭把酒喝了，抹了把臉：“借你吉言。”
窗外的鞭炮噼裡啪啦響起來，炸開的火星像撒了把星星。我扒著窗戶往外看，雪不知什麼時候停了，月亮從雲裡鑽出來，給屋頂蓋了層銀霜。母親走過來，把件厚棉襖披在我身上，輕聲說：“冷不冷？進去吧。”
我搖搖頭，看著遠處亮著燈的窗戶，忽然覺得，那些燈光像一串省略號，後面藏著好多好多的日子。天峰表哥說，他畢業後想到浙江來，浙江是老家。母親說，等開春了，她想在院子裡種點青菜；父親說，他要把那輛舊腳踏車修修，帶著我們去縣城逛公園。
大年初一的太陽特別好，暖融融地照在院子裡的積雪上，折射出晃眼的光。我坐在門檻上，看著弟弟冰峰和天峰表哥在雪地裡追著跑，聽著屋裡傳來姑父和父親的笑聲，手裡攥著那瓶珍珠粉，瓶身被太陽曬得暖暖的。
原來雪化了之後，真的會有春天啊。
我望著遠處黛青色的天空，心裡忽然篤定起來——那些埋在泥裡的日子，那些在黑夜裡搖晃的火車，那些帶著涼意的上海的風，總有一天，都會長出新的芽來。
《滬上行》
鐵馬搖風赴滬濱，
姑慈漿暖破冬晨。
一堂笑融簷前雪，
已見春光探舊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