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諮文呈遞御前，讓陳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這不是某個大臣的反對，而是代表了整個功勳貴族集團的集體意志。
若強行推行，不僅改革可能受阻，更可能引發他與元老院之間的公開對立，破壞來之不易的政治平衡。
陳遠不得不重新權衡。
他召見了趙勝、秦玉鳳、孫傳庭、徐光啟等核心人物，進行小範圍磋商。
最終，改革方案進行了折中修改，稅率有所降低，豁免範圍適度擴大，推行步驟更為和緩。
皇帝“從善如流”，採納了議院的“多數意見”。
這件事，表面上以皇帝的“納諫”和政策的“最佳化”告終，皆大歡喜。
但深層次的影響是巨大的。
它向朝野傳遞了一個清晰訊號：貴族議院，這個原本被視為“清談館”的機構，已經具備了實質性影響甚至改變皇帝決策的能力。
儘管這種能力是間接的、非強制性的，且最終依賴於皇帝的認可，但它畢竟存在了。
此後，一種更加隱晦、但也更加深刻的議論，開始在極少數最頂尖的政治精英圈子裡萌生。
這種議論不再僅僅關注具體政策，而是指向了權力結構本身。
徐光啟 在與門生私下探討“西洋政體”時，曾感慨：“泰西有議會，雖君主任之，然其議決之事，君主亦需尊重，謂之 ‘ 憲政’。
我朝議院，雖有諮議之權，然終究出自上裁。
若能……”
他的話沒有說完，但意思已到。
孫傳庭 在致老友的信中，也隱晦地提到：“今上聖明，能納眾議。
然後世子孫，未必皆能如此。
若議院之權，能著為 成例，載入 《 會典》， 使 君 相 皆 有 所 遵 循，或 可 少 篡 弒 之 禍，保 政 局 之 穩。”
這幾乎是提出了“君主立憲”的雛形概念，雖然極其微弱。
當然，這些議論僅限於最隱秘的私人交流，絕不敢公開宣揚。
皇帝陳遠對此亦有所察覺，他既欣慰於議院發揮了制衡與協商作用，避免了決策的過於專斷，也警惕著其對皇權構成的潛在約束。
他採取了一種模糊而靈活的態度：一方面，繼續尊重並利用議院作為諮詢和監督機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主動徵求其意見，以示“君臣共治”；另一方面，牢牢掌握著最終決定權、高階官員任免權 和軍隊絕對控制權，並透過文淵閣、都察院、錦衣衛 等機構，保持對朝局和議院的監控與平衡。
限制君權議，初露憲政光。
“貴族議院”的實踐，不經意間在絕對君主制的堅冰上，鑿開了一道細微的裂縫。
一絲“協商政治”、“權力制衡”的微光，透過這道裂縫，照射進來。
這光芒雖然微弱，且隨時可能被皇權的熱量重新彌合，但它畢竟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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