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保留皇權最終控制：詔書反覆強調，內閣的一切權力來源於皇帝，並對皇帝負責。
皇帝保有隨時任免閣臣 的權力、否決內閣決議 的權力、就任何事項直接下旨的權力。
皇帝仍是國家最高決策者和最終仲裁者。
詔書頒佈後，陳遠進行了首屆內閣的組閣。
他任命德高望重、精通政務、且支援新政 的徐光啟為首任首席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
任命李邦華（武英殿大學士）、新任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一位來自南方的開明督撫（東閣大學士）以及一位在議院中較有威望的致仕老臣（體仁閣大學士，榮譽性質）為閣臣。
這個班子兼顧了資歷、能力、地域、與議院關係，平衡了各方勢力。
新內閣的運作，很快展現出與傳統文淵閣的不同：
效率提升：有了明確的職權和分工，日常政務處理速度加快，皇帝得以從繁冗瑣事中部分解脫，更專注於戰略決策。
責任明晰：“副署制”使得閣臣在決策時更加慎重，因為他們的名字將與政策後果繫結。一些以往推諉扯皮的現象有所減少。
與議院互動：徐光啟等閣臣定期赴議院接受諮詢，雖然過程不乏激烈辯論，但使得議院能更深入瞭解政府運作，其意見也能更直接地反饋到行政核心。
一些合理的批評和建議，內閣也會採納並調整政策。
皇權並未削弱，但行使方式變化：陳遠不再事必躬親，而是更多透過聽取內閣彙報、審批重要檔案、召見閣臣面議等方式掌控大局。
他依然是最終拍板者，但決策更多地建立在閣臣提供的方案和議院反饋的資訊基礎上，顯得更為“理性”和“制度化”。
當然，新體制也面臨挑戰：
“中旨”與“副署”的衝突：皇帝有時繞過內閣直接下旨，閣臣是否副署？不副署則可能違逆上意，副署則需承擔責任。這需要皇帝與閣臣之間的默契與妥協。
議院“質詢”的邊界：一些保守派閣臣和官員，對赴議院“接受質詢”感到屈尊，認為有損朝廷體面。
議員的質詢有時也過於尖銳，甚至涉及官員個人，引發矛盾。
內閣與部院的權力摩擦：六部原本直接對皇帝負責，現在多了一層“內閣領導”，部分尚書感到權力被分割，心存不滿。
內閣負責制，行政革新章。
文淵閣向內閣的轉型，是陳遠在“君主立憲”思潮壓力下，主動進行的一次重要的行政體制改革嘗試。
它試圖在絕對皇權框架內，注入“責任制”、“協商政治”、“效率政府”等現代元素。雖然保留了皇帝的最高權力，但透過制度化、程式化的設計，使皇權的行使更加規範，行政運作更加清晰高效，併為貴族議院參與政治提供了更直接的介面。
這可以視為“君主立憲”理念在行政領域的一次有限實踐和制度探索。
它未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是最高權力的來源與制約問題，但它為帝國政治體制的演進，開闢了一條新的、更具可操作性的路徑。
然而，任何政治制度的有效運轉，最終都依賴於人才。
如何選拔、培養能夠適應並推動這套新體制執行的官員，成為接下來的關鍵。
改革的目光，自然投向了那個延續了千年的、帝國最重要的人才選拔渠道——科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