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編修會議，就在史館正堂舉行。五十多人濟濟一堂，桌上堆滿了資料。
司馬朗坐在上首，清了清嗓子：“諸位，陛下旨意很明確，《仲朝通鑑》要編成一部‘資治通鑑’，不僅要記事實，更要論得失。老朽以為，當分三步走：第一步，整理材料，編年排序；第二步，考訂真偽，去蕪存菁；第三步，撰寫評述，總結教訓。”
鄭益補充道：“還要注意文筆。太史公《史記》，之所以千古流傳，不僅因史料翔實，更因文采斐然。咱們這部書，也要讓人讀得下去。”
周循笑道：“鄭公說得對。我建議，每寫完一卷，找幾個不熟悉史事的人讀讀，看能否讀懂，是否有趣。史書不是天書，要讓天下人都能看。”
張範一直沒說話，這時忽然開口：“諸位，在下有個想法——可否在每件大事後面，附上相關奏章、書信的原文？比如世祖定都洛陽之爭，就把主遷派和主留派的奏章都附上，讓後人自己評判。”
“妙啊！”司馬朗拍案，“如此，後人不僅能知道發生了什麼，還能知道當時人怎麼想、怎麼說。這才是活的歷史！”
方案就這麼定下來了。編修工作正式啟動。
最初的幾個月是最混亂的。五十多人分成若干組，有的負責整理世祖朝材料，有的負責仁宗朝，還有的專門蒐集民間記載、私人筆記。史館裡晝夜燈火通明，翻書聲、討論聲、抄寫聲不絕於耳。
袁謙每月都會來一次，不提前通知，也不擺儀仗，就像個普通訪客。有時站在某個年輕編修身後，看他考證某個日期；有時翻閱剛剛寫成的初稿，提些意見。
一次，他看到關於世祖推行科舉制度的章節，負責的編修只寫了“開科舉，拔寒門”，寥寥數語。
“太簡單了。”袁謙搖頭，“你知道當年為了推行科舉，曾祖頂了多大壓力嗎？世家大族聯合反對，說‘舉孝廉’才是古制。曾祖怎麼做的？他先開‘制科’，讓寒門子弟和世家子弟同場考試，考出來的文章貼在城門上，讓天下人評。結果前十名裡，寒門佔了七個。那些世家這才閉嘴。”
編修聽得入神，連忙記下。
袁謙又道：“還有，要寫清楚科舉的具體制度——怎麼報名，怎麼考試，考什麼，中了怎麼授官。這些細節，才是後人真正用得著的。”
“臣明白了！”編修茅塞頓開。
最難的還是評述部分。歷史事件擺在那裡，怎麼評價？各人看法不同，常常爭得面紅耳赤。
比如寫到世祖晚年“退居二線，委政太子”，就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這是明君之舉，提前培養接班人；另一派認為這導致了“二元朝政”，太子做事束手束腳。
爭論不下，只好請皇帝裁斷。
袁謙聽了雙方意見，沉吟道：“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朕以為，關鍵不在於形式，而在於父子間的信任。世祖之所以敢放權，是因為知道仁宗能勝任；仁宗之所以敢施為，是因為知道世祖會支援。你們要在評述裡寫清楚：治國不僅要有制度，更要有信任。”
一席話點醒夢中人。
泰安六年秋，《仲朝通鑑》的第一卷“世祖起兵”完成了。司馬朗親自捧著初稿進宮，請皇帝御覽。
那是個秋雨綿綿的下午，袁謙在御書房裡，仔細閱讀著這卷用娟秀小楷抄寫的手稿。從袁術重生到淮南起兵，到聯孫抗曹，到定鼎中原……二十年的風雲變幻，濃縮在十萬字中。
讀到最後一段評述，他停下了。上面寫著：“世祖以布衣之身，順時應勢，終成大業。其過人處，非惟武略，更在識人、容人、用人。觀其麾下，文有周瑜、魯肅，武有張遼、高順，皆能盡展其才。故曰：得人者得天下。”
“寫得好。”袁謙抬起頭，眼中似有淚光，“司馬公，你們辛苦了。”
司馬朗躬身：“老臣不敢居功。只是……陛下，這般寫法，有些事未免太過直白。比如世祖早年與曹操、劉備的恩怨，寫得太細，恐……”
“恐什麼？”袁謙笑了，“怕後人說曾祖不夠光明磊落？司馬公，歷史就是這樣，有陽謀也有陰謀，有坦蕩也有算計。全寫出來，才是真實的歷史。後人看了，才會明白：打天下不容易，守天下更難。”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秋雨敲打著窗欞，遠處宮殿的輪廓在雨霧中若隱若現。
“這部書，朕不僅要給官員看，給士子看，還要印出來，讓天下百姓都能看。讓他們知道，這江山來得不易，守之更需用心。”
司馬朗深深一揖：“老臣……定不負陛下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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