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老菸斗之：三農變局下的振興之思
乙巳年的最後一個月，北風裹著黃河灘的沙礫掠過村口的柏油路，路兩旁的白牆在暮色裡泛著冷光，牆面上“鄉村振興 產業先行”的標語被風吹得微微卷起一角。村裡的能人老劉又坐在老屋的門檻上，手裡摩挲著那支棗木老菸斗。煙鍋被歲月燻得油亮，煙桿上的裂紋縱橫交錯，像極了這片土地上被犁過的田壟，也像他心裡盤桓了半生的困惑——“農業、農村經濟、農民收入”這老三樣，咋就成了新時代的新難題？
我搬了張小板凳坐在他身邊，炭火盆裡的火苗滋滋作響，映著他花白的頭髮和佈滿皺紋的臉。“村裡的地都合併完了，連片的大棚一眼望不到頭，機器一耕就是幾百畝，比過去牛拉犁的光景強了百倍。”老劉忽然開口，聲音被菸草燻得沙啞，帶著幾分悵惘，“可這農業的根，好像要斷了。”
他的手指在煙桿上輕輕敲著，目光越過炭火盆，掃過遠處的連片農田。去年開春，村裡響應政策推進土地流轉，150戶人家的4700畝零散耕地，都以每畝每年960元的價格交給了專業種植合作社。這個價格，比村民自己種地除去種子、化肥、農藥成本後的淨收入還要高，當時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覺得終於不用再“面朝黃土背朝天”，也能穩穩拿到錢。
可沒人想到，土地連片規模化種植的紅利背後，藏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合作社搞現代化種植，用的是大型播種機、收割機，需要的是懂機械操作、會看資料報表的技術型人才，而不是傳統意義上“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漢。更讓人憂心的是，年輕人不願碰莊稼了。那些00後、10後，生在城裡長在城裡，回村的次數一隻手都數得過來。前陣子合作社組織城裡的孩子回村體驗農耕，有個10歲的孩子指著綠油油的麥苗問：“爺爺，這大片的韭菜啥時候割啊？”惹得在場的老人一陣唏噓。還有的孩子拿起鋤頭，連握法都生疏得很，更別說分辨五穀、知曉農時了。
“合作社僱人時，能來的都是六十歲往上的老人，年輕人寧願在城裡送外賣、跑快遞，一個月掙個三四千塊，也不願回村當‘新農人’。”老劉深吸一口煙，煙霧從他的鼻腔裡漫出來，在冷空氣中凝成一團白霧，“以前我在黃河灘養老鱉，雖說最後賠了錢，但那時候村裡種地的、搞養殖的年輕人多，地裡有生氣。現在呢？機器再先進，沒人懂農時、知水土，能種出好莊稼嗎？”
他的話戳中了要害——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人，可如今農村最缺的就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年輕人。2024年末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已經逼近1.8億，農村青年勞動力持續外流，本土人才迭代早就斷了層。老劉掰著手指頭算：“村裡的年輕人，考上大學的基本留在了城市，沒考上的也跟著去城裡打工，過年回來待幾天，又匆匆走了。守著這片土地的，都是我們這些半截身子埋進土裡的老傢伙。等我們幹不動了，這些地交給誰？”
菸斗在老劉手裡轉了個圈，他磕了磕菸灰，話鋒一轉，聊起了村裡最近熱議的紅白事，語氣裡滿是惋惜：“不光是種地的人斷了代，就連村裡的人情味兒，也淡得快沒了。”
他想起前陣子村西頭的老王頭走了，按老規矩，誰家有白事，不用等通知，街坊四鄰扛著鐵鍬、拎著板凳就上門幫忙，燒水、搭棚、張羅飯菜，忙前忙後全是自發的。可這次，來的大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屈指可數。老王頭的兒子在城裡跑運輸，打了電話說趕不回來，只轉了五千塊錢；幾個在外打工的年輕人，要麼說老闆不給假，要麼說路途太遠，到最後，連抬棺的人都湊不齊，還是村長挨家挨戶去求，才勉強找了幾個壯實的老人頂上。
“以前常說‘孝帽輪流戴，誰家都有紅白事’，那時候的人情，是在互相幫襯裡攢出來的。”老劉嘆了口氣，煙桿在門檻上磕得篤篤響，“張家娶媳婦，李家來幫忙搭喜棚；李家老人過壽，張家提著壽桃來賀喜。紅白事就是村裡的紐帶，你來我往，感情才熱絡。現在倒好，年輕人忙著進城掙錢，覺得這些事耽誤功夫，掙不著錢還累人。可他們不想想，今天你不幫別人，明天你家有事，誰來幫你？”
更讓老劉憂心的是，村裡新建的居民樓已經分下去不少，不少人家搬離了住了一輩子的四合院，住進了單元樓。“你去打聽打聽，現在樓上的鄰居，住了大半年還叫不上名字的多得是。關上門各過各的日子，樓上漏水樓下吵，見面連個招呼都懶得打。”他搖搖頭，“這要是擱以前，誰家做了好吃的，端著碗就能送到鄰居家。現在倒好，別說送吃的，就連對門是男是女、家裡有幾口人都不知道。城裡的單元樓是這樣，咱農村的單元樓，可別也變成這樣啊！”
他頓了頓，又想起年輕人常掛在嘴邊的抱怨：“現在的年輕人總說人與人之間沒感情，卻從來不想想，感情是咋來的？不是在手機上發幾句‘在嗎’，也不是在朋友圈點個贊，是要實打實湊在一起，你幫我一把，我扶你一下，才能攢起來的。”
話題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合作社上，老劉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人情淡了是小事，合作社的經營風險，才是懸在咱農民頭上的一把刀啊！”
當初村裡推進土地流轉，大家都覺得把地交給合作社，每年旱澇保收拿租金，是天大的好事。可誰能想到，今年開春遇上倒春寒，小麥凍壞了不少；夏天又遇上伏旱，玉米長得比高粱還矮。到了秋收，合作社算下來虧了十幾萬，別說給村民分紅了，就連每畝960元的租金，都遲遲拿不出來。
“那些承包合作社的老闆，也是奔著掙錢來的，不是來做慈善的。”老劉的聲音裡帶著幾分急切，“人家投了幾十萬買機器、僱人，到頭來血本無歸，明年還會繼續承包嗎？肯定不會！到時候合作社散了，地荒了，咱農民的租金找誰要去？”
他想起自己當年在黃河灘養老鱉的經歷，心有餘悸：“搞農業就是靠天吃飯，風險太大了。一場疫病、一次天災，就能把半輩子的積蓄賠進去。現在的合作社，看著規模大，其實就是個空架子，沒什麼抗風險的能力。別說補貼了，就連最基本的農業保險，都沒幾戶人家願意買，覺得是白花錢。”
老劉越說越激動，聲音也拔高了幾分：“產業振興，振興的到底是啥？不是把地圈起來搞個合作社的名頭就行，得讓合作社能掙錢，讓承包的老闆能看到希望，讓咱農民的租金能穩穩拿到手！人家老闆拋家舍業來包地，是為了掙錢，為了讓家裡老人看病不愁錢，讓孩子上學能穿名牌，讓媳婦能買新衣服，不是來鍛鍊身體、助人為樂的！要是年年虧錢，誰還敢來？”
炭火盆裡的火星噼裡啪啦跳著，映得老劉的臉忽明忽暗。他往火裡添了幾塊炭，語氣沉重了幾分：“說到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問題，最後都落在農民收入上。收入上不去，啥振興都是空談，都是鏡中花、水中月。”
他掰著手指頭，給我算了一筆細賬：“土地流轉每畝一年960元，一戶人家要是有十畝地，一年也就九千六百塊；在合作社打工，一天80塊，農忙時節能天天有活幹，農閒時一個月也輪不上幾天，一年到頭撐死了掙兩萬塊；要是進城打工，看似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可房租、水電費、生活費一扣，再加上給孩子交學費、還房貸，根本剩不下錢。你說說，這點收入，咋能讓農民過上好日子？”
老劉的話，讓我想起了村裡的不少人家。鄰居家的兒子在城裡打工，夫妻倆租了個十幾平米的小房子，每月房租就要一千多。孩子在城裡上學，學費、興趣班費用更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夫妻倆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存不下錢，還得靠家裡的老人貼補。“農村的年輕人，太難了。”老劉搖著頭說，“他們在城裡打拼，看似光鮮，其實背後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更讓人揪心的，是農村的養老問題。老劉說，農村的老人，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掙的每一分錢都帶著泥土的腥味。他們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土地，把攢了一輩子的積蓄都給了孩子，供他們讀書、買房、成家。可當孩子們在城裡站穩腳跟，卻很少有人願意再回到農村，回到那個生養他們的地方。
“前陣子我去養老院看老夥計老張，他拉著我的手哭，說自己一輩子攢的二十多萬，全給兒子在城裡買了房，現在自己住在養老院，兒子一年到頭也回不來一次，連個電話都懶得打。”老劉的聲音有些哽咽，“村裡的養老院看著氣派，紅牆白瓦，設施齊全，可進去的老人哪個不是捨不得吃捨不得穿？要是農民收入真上去了，誰願意讓孩子為難，誰願意晚年淒涼？”
我想起前幾天問他的話，便趁機問道：“叔，你現在回頭看，那些當年因為要賬跟你鬧得臉紅脖子粗的人，現在咋看？”
老劉愣了愣，隨即搖了搖頭，嘴角泛起一絲淡淡的笑意：“他們也就那樣的層級。那時候我是真沒錢，跟他們實話實說，可他們非要鬧，非要逼得人下不來臺。從那時起，就已經恩斷義絕了。”
頓了頓，他又補充道：“其實不是人心變了，是窮怕了。要是農民收入穩定，手裡有錢，誰願意為了幾千塊錢撕破臉？要是農村經濟紅火，掙錢的路子多，年輕人哪用背井離鄉，跑到城裡去看別人的臉色？要是合作社能有保障，老闆能掙錢，咱農民能拿穩租金，農業能有奔頭，能讓年輕人看到希望，哪會沒人願意種地？”
老劉的話，像一記重錘，敲在我的心上。是啊，三農問題，看似複雜，說到底就是“人”的問題、“錢”的問題，更是“風險”的問題。農業要發展，離不開懂技術、有情懷的年輕人；農村經濟要盤活，離不開成熟的產業鏈和穩定的增收渠道；農民收入要提高，離不開政策的扶持和對合作社經營風險的兜底。
夜色漸濃，北風更緊了，捲起地上的落葉，打著旋兒飄向遠方。老劉把菸斗揣進懷裡，站起身，望著遠處的黃河灘。夕陽正緩緩落下，把灘塗染成一片金紅，餘暉灑在連片的農田上，給綠油油的麥苗鍍上了一層溫暖的光芒。
“前幾天看新聞，說2025年中央一號檔案強調要加強農民技能培訓，還要健全人才激勵機制，鼓勵年輕人返鄉創業。”老劉忽然說，語氣裡帶著一絲期盼，“這路子是對的。但光有這些還不夠，得給合作社加道‘保險’，比如政府牽頭搞農業保險兜底，引進龍頭企業帶動合作社搞農產品深加工，把‘一季稻’變成‘全年錢’。得讓年輕人覺得回村種地、搞產業有奔頭，得讓他們知道，在農村也能掙到錢，也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得讓老人養老不用靠‘啃老’反哺，有穩定的養老金，有體面的晚年生活；得讓土地能真正生金，讓合作社不僅能種出好糧食，還能搞農產品加工、鄉村旅遊，延伸產業鏈，把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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