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衣內袋還殘留著一點溫熱，我把它脫下來掛在門後。相機沉在口袋裡，金屬外殼不再發燙，但指尖碰到它時，還是縮了一下。走廊的燈壞了，屋裡只有檯燈亮著，光線偏黃，照得桌面像舊照片。
我坐下來，把相機拿出來，手指卡在後蓋縫隙，停了兩秒，掀開。膠捲還在裡面，沒拍完，也沒取出來沖洗過。這臺機子不用電，不聯網，只靠機械走片，連測光都是手動。它記錄的東西，不會被幹擾，也不會說謊。
我抽出膠捲，放進顯影盤。藥水氣味立刻散開，刺鼻，熟悉。等了八分鐘，定影，沖洗，夾起來晾著。水珠順著邊緣滑落，在桌面上砸出一圈圈深色痕跡。
底片幹得慢。我拿放大鏡貼上去，一格一格看。
前幾張是廢墟入口，炸開的樓梯口，水泥塊堆疊，雜草從裂縫裡鑽出來。再往後，是地下通道的牆面，佈滿黴斑和燒灼痕跡。這些我都記得，是三天前拍的，日誌上有標註。
然後我翻到中間那段。
畫面突然變了。
704室的門出現在鏡頭裡，木門半舊，門牌號清晰——633。這不是現在的704，這是三十年前療養所時期的編號。我認得這個角度，是我住進這棟樓第一天拍的，可那天我只是例行巡查，沒有特別留意門牌。
更奇怪的是，門前站著兩個人。
一個穿深灰風衣的女人，背對鏡頭，身形和我一樣，扎著低馬尾，左耳三枚銀環在陽光下反光。她身邊是個小女孩，七歲左右，穿酒紅睡裙，腳上一雙白襪，頭髮用珍珠髮卡彆著。
她們並肩站著，右手都自然垂下，拇指微微翹起，姿勢完全一致。
我盯著那幀底片，放大鏡壓得太緊，玻璃發出輕微吱聲。
我不認識那個孩子。
但我拍下了她。
我翻開筆記本，找到那一天的日誌。紙頁已經泛黃，字跡潦草，寫著：“今日無異常。” 下面一行小字，像是後來補上的，墨水顏色更深：“未見新裂痕。”
沒有提拍照，沒有提女孩，什麼都沒有。
我繼續往後翻底片。
接下來幾張全是她。
她在花壇邊蹲著，手裡捏一朵枯萎的玫瑰；她站在走廊盡頭，抬頭看天花板的裂縫；她坐在樓梯拐角，抱著膝蓋，臉埋進臂彎裡。每一張，背景都有我的影子——風衣一角，相機輪廓，或是玻璃窗上的倒影。
我一直在拍她。
可我什麼都不記得。
我把所有含她的底片攤在桌上，按時間順序排好。最早的一張，拍攝日期是三年前五月十七日，我剛搬進704的第三天。最晚的一張，是兩個月前，深夜十一點四十二分，地點在地下室門口。
我拿起放大鏡，重新看第一張合影。
女人和女孩站姿對稱，像是彼此模仿。但有個細節不對——女孩左耳光潔，沒有耳洞，也沒有銀環。而我已經戴了三年。
除非……
我猛地合上筆記本，站起來，走到穿衣鏡前。
風衣還掛在門後，我伸手摸了摸左耳，三枚銀環冰涼。鏡子裡的人臉色發青，眼底有黑影，嘴唇乾裂。我盯著自己看了很久，忽然把頭髮撩起來，側頭。
就在那一瞬，鏡中人的衣服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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