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江有條三浦街，老房子一排挨著一排，牆皮剝落了，露出裡面發黑的青磚。街坊鄰里住了幾十年，誰家鍋碗瓢盆響一聲都能聽見。阿杰就住在其中一棟老房子裡，那年他上初中，爸媽常出差，他一個人看家是常事。冰箱裡塞著媽走前做好的飯菜，他熱一熱就能吃，日子過得倒也自在。
那天夜裡，阿杰被尿憋醒了。外頭正下著大雨，雷聲一個接一個，像是有人在天上掀桌子，震得窗框嗡嗡響。他迷迷糊糊爬起來上廁所，走到客廳才發現窗戶沒關，雨水已經潲進來一大片，地板溼漉漉的，踩上去涼得他一激靈。陽臺上晾的衣服被風吹得亂飄，像一排沒掛穩的人影。他趕緊關上窗，又拿了拖把把地擦乾，來來回回忙活了快半小時，才打著哈欠往臥室走。
推開臥室門的一瞬間，一道閃電從窗外劈進來，把整間屋子照得雪亮。他看見衣櫃旁邊站著一個人。那人背對著衣櫃，面朝床，一動不動。閃電的光只亮了不到一秒，可那人的輪廓已經烙在他眼睛裡——個子不高，一米六出頭，體型敦實，肩很寬，像是個成年男人。他的臉藏在暗處，看不清五官，但能看見下巴上青黑的胡茬。
阿杰的腦袋“嗡”的一聲，整個人像被釘在了門口。他想喊，嗓子眼像堵了一團棉花。他往後退了兩步，後背撞在門框上，發出一聲悶響。那人沒有動，還是那樣站著，像是本來就長在那裡的，像是一根被遺忘在角落裡的舊木樁。
阿杰轉身就跑，拖鞋在溼地板上打滑，差點摔倒。他躲到客廳角落，後背貼著牆，眼睛死死盯著臥室門口。他怕那人從裡面走出來。半分鐘過去了，臥室裡沒動靜。又過了十幾秒，他聽見了腳步聲——很輕，像是光腳踩在木地板上，“嗒、嗒、嗒”，一下一下的，慢得像是在等他。然後，那人走出來了。客廳的夜燈和小魚缸的光把他的樣子照得清清楚楚——他穿著一件雨衣，白底，上面印著小紅點，像小女孩穿的那種，領口的鬆緊帶勒著脖子，勒出一圈紅印。雨衣的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張臉，只能看見下巴上的胡茬和嘴角一點暗色的陰影。一個粗壯的男人，穿著少女風的雨衣，在半夜三點站在衣櫃旁邊。雨衣的下襬還滴著水，“滴、滴、滴”，落在地板上，洇出幾個小小的溼印子。
阿杰的嗓子像被堵住了，想喊喊不出來。他猛地拉開門，光著腳衝進走廊，用盡全身力氣大喊：“救命啊！有鬼！我家有鬼！”聲音在樓道里來回撞，把聲控燈震亮了，昏黃的光照著他煞白的臉。老房子隔音不好，幾戶鄰居都被吵醒了。對門的陳叔第一個披著衣服出來，手裡攥著半根沒抽完的煙，身後跟著好幾個街坊，有人還攥著拖把杆。阿杰哭著把事情斷斷續續說了一遍，說到那個男人穿著帶紅點的雨衣時，陳叔的眉頭擰了一下，跟旁邊的人交換了一個眼神。幾個人商量了一會兒，才壯著膽子進了阿杰家。他們搜遍了每一間屋子——臥室、廚房、廁所、陽臺，甚至打開了衣櫃檢查。什麼也沒有。窗戶都關得好好的，門也鎖著，地板上的溼印子還在，可那人像憑空消失了。
陳叔拍了拍阿杰的肩膀，讓他今晚先睡他家。阿杰躺在陌生的床上，盯著天花板，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閤眼。第二天阿杰的父母趕回來，父親聽他說完，皺了皺眉，去附近的廟裡請了一尊小銅像放在床頭。可阿杰後來說，那東西不怎麼管用。雖然再沒見過那個穿紅點雨衣的男人，可從那以後，家裡的燈總是會自己開關，半夜偶爾能聽見衣櫃裡傳來沉悶的聲響，像是有人在裡面輕輕敲著木板。敲三下，停一會兒，又敲三下。阿杰每次聽見，都會把被子拉到頭頂，一動不動。直到高中畢業，一家人搬了新家，那些怪事才漸漸消失。
阿杰後來跟朋友提起這事，朋友聽完沉默了好一會兒，問了一句：“你這輩子有沒有在半夜三點，見過一個不該出現在你家的人？”阿杰沒回答。他只是想起那個雨衣上的紅點，在夜燈的微光裡，像是乾涸了很久的血漬。不多不少，正好十二個。
陽江還有一家老賓館，叫銀京賓館。九幾年的時候，那算本地最高檔的酒店之一，大堂鋪著暗紅色的地毯，牆上掛著仿製的油畫，吊燈的燈光昏黃而曖昧。緊挨著賓館有個大排檔，夜裡燈火通明，賣炒粉、烤生蠔、砂鍋粥，本地人愛去，外地遊客也愛去。塑膠椅子的腿在地面上劃出刺耳的聲響，混著鍋鏟與鐵鍋碰撞的叮噹聲，一直持續到深夜。
那晚十一點多，阿杰和朋友在排檔吃宵夜。正喝著啤酒，賓館側門忽然衝出來一個女服務員。她穿著深藍色的制服，裙襬有點皺了，臉上刷白，嘴唇發青，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直奔排檔老闆這邊來。“怎麼了？”老闆放下手裡的鍋鏟，油煙在他面前散開。服務員哆嗦著說了一件事。
她說她剛才在倉庫整理雜物，那倉庫不大，堆著床單、枕套和幾臺舊風扇，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樟腦丸的氣味。她走進去沒幾分鐘，餘光忽然瞥見牆角的沙發上躺著一個人。她第一反應是哪個同事偷懶睡著了，可那沙發被幾個紙箱擋著，看不全。她側著身子往前挪了兩步——兩隻腳露在沙發外面，穿著肉色絲襪和酒紅色高跟鞋，鞋跟細得像一根釘子，在昏暗中泛著微光。她又挪了兩步，看見了那人的腰、肩膀——身上穿著一件粉色旗袍，手工刺繡的，老款式，領口的盤扣是暗金色的，袖口繡著纏枝蓮紋，像是民國劇裡才有的物件。然後她看見了那人的臉。臉上、頭髮上、胳膊上，全糊著一層白灰，像是剛從麵缸裡撈出來。眉毛、睫毛、嘴唇邊沿，全是那種乾涸的白粉，厚得像牆皮，有些地方已經裂開了細小的紋路，露出底下暗色的皮膚。
服務員說到這兒停了一下，聲音發顫：“我嚇得轉身就跑，前臺沒人，我就直接跑出來了……”老闆聽完沒說話，手裡的鍋鏟懸在半空，油滴落下去，在鐵板上“滋啦”一聲。隔壁桌的阿杰卻湊了過去，問了她好幾遍細節。服務員紅著眼睛又複述了一遍，每個細節都對得上。
這件事後來被阿杰當成故事在酒桌上講了好幾次。直到有一回，一個朋友聽完忽然說：“你那事，我好像也聽過。我幾個外地朋友住銀京賓館，半夜上廁所，也在衛生間裡看見過一個女人——粉色旗袍，一身白灰，站在鏡子前面一動不動。”阿杰問什麼時候的事，他說就是去年。那幾個朋友第二天就退房了，說什麼也不肯再住。阿杰忽然想起那個女服務員顫抖的聲音，想起她說“她身上全是白灰”，想起她說“她的眼睛是睜著的”。她有沒有看清那雙眼睛，她沒說。但那個在賓館衛生間裡看見女人的外地朋友後來喝多了，補了一句：“她不是站在鏡子前面。她是站在鏡子裡面。我們的鏡子照不出她，她的鏡子裡，也沒有我們。”朋友說完這話，酒桌安靜了好一會兒。沒有人再夾菜，沒有人再碰杯。只有窗外的風，把夜市的塑膠棚頂吹得嘩啦嘩啦響。
阿杰沒有再追問。他只是想起那個雨夜裡的紅點雨衣，和這間賓館裡的粉色旗袍，像是隔了幾條街的兩個故事，可細想之下，總覺得它們之間有什麼看不見的線連著。那些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的人，到底是在找什麼，還是在等什麼？那個穿著紅點雨衣的男人站在衣櫃旁邊，那個滿身白灰的女人躺在沙發上、站在鏡子裡——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又要到哪裡去？
後來銀京賓館拆了，大排檔也不在了，三浦街的老房子也陸續翻新了。可有時候夜裡下雨，阿杰關窗戶的時候，還會習慣性地往臥室衣櫃的方向看一眼。那裡什麼也沒有。可那種被盯著的感覺，偶爾還是會從某個角落滲出來，像是有人在雨衣的帽簷底下，或是鏡子的另一面，正靜靜地看著他。像在確認他還在不在。像在等他再次推開門。像在等下一道閃電，把一切都照亮，讓不該看見的，終於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