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春嬌是在工頭老周葬禮那天，第一次聽說那座塔吊的賬還沒還完。
她在省城做塔吊司機，整個建築行業裡開重型機械的女人不多，她是其中入行最晚的一個。她男人在工地上出事故死了以後，她把孩子扔給婆婆，報名學了塔吊操作證。別人問她為什麼選這行，她說，來錢快，不需要看人臉色。事實也確實如此。她考下證以後跟著一個遠房的表叔幹，在省城周邊的工地上來回跑，哪裡缺人她就去哪裡，工資日結，從不賒賬。她開塔吊的技術不比任何人差，膽子也比任何人都大。別人不敢吊的她敢吊，別人不敢上的高度她敢上。工頭們私下叫她“餘大膽”，她聽見了笑笑，不反駁，也不當真。她從來不覺得自己的膽子大，她只是不怕。不怕的原因也很簡單——她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活著更讓人害怕的事了。
老周是她跟了兩年的工頭，五十六歲，禿頂，啤酒肚，嗓門大，走路帶風。他在省城周邊的工地上承包塔吊租賃和安拆業務，手裡有七八臺塔吊，活多的時候忙得腳不沾地。餘春嬌跟他的這兩年，從城東的物流園跟到城西的安置房，從城南的醫院工地跟到城北的商業綜合體，工資從不拖欠，年底還有紅包。她對老周的印象不算好也不算壞，就是一個普通的工地包工頭，嘴碎，脾氣大，偶爾罵人，罵完就忘了。
老周死在工地上。頭天晚上還跟工人們一起吃了頓宵夜，喝了半斤白酒，吹牛說要拿下城南那個新專案。第二天早上工人們到工地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死在塔吊下面了，臉朝下趴著，後腦勺被砸出了一個洞，周圍一攤血。塔吊的大鉤懸在半空中，距離地面不到一米，鉤子上沾著暗紅色的東西，法醫說是老周的血跡和頭皮組織。法醫的結論是意外，老周半夜獨自來到工地，被脫落的吊鉤砸中後腦勺致死。可工人們都不信，老周雖然有工地的鑰匙，可他從來沒有半夜去工地的習慣。更離奇的是那臺塔吊是老周自己的，他手下那幾個塔吊司機把它保養得比誰都仔細，吊鉤的銷軸和卡板每個月都檢查，從來沒出過問題。
餘春嬌在工地上搭了靈棚，停了三天的靈，燒了三天的紙。來弔唁的人很多，大多是各個工地的包工頭和材料商，老周欠他們錢，他們也欠老周錢，人一死賬就更理不清了。餘春嬌跪在靈棚裡替他燒紙還禮，膝蓋跪出了淤青。
那年她三十五歲，丈夫走了四年，老周是她最後一個穩定的僱主。老周死後，她接的活越來越少，從一週四五天變成了一週兩三天，有時候一週都沒活幹。她開始失眠，每天夜裡翻來覆去睡不著，總要熬到後半夜才能勉強閤眼。那段時間她總是夢見那臺塔吊。夢裡她坐在駕駛艙裡，操縱桿在手，塔吊緩緩旋轉，大臂在夜空中劃出一個巨大的圓弧。她看不清吊鉤下面吊著什麼，只能感覺到那個東西很重，沉得她握操縱桿的手都在發抖。她想把那個東西放下去，操縱桿卻推不動，吊鉤卡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塔吊還在旋轉，越轉越快，大臂像一隻巨大的手臂在夜空中亂揮，她聽見了什麼東西斷裂的聲音，然後她醒了，渾身冷汗。
她不知道這個夢是什麼意思，她只知道從老周死的那天起，有什麼東西就已經盯上她了。
那年秋天，餘春嬌接了一個私活，在省城東南部的一片開發區裡開塔吊。工地不大，是一棟五層樓的廠房，老闆姓陳，是個四十多歲的本地人，說話慢吞吞，做事挺靠譜。餘春嬌到了工地以後，圍著那臺塔吊轉了一圈，總覺得哪裡不對。塔吊是新的，去年才出廠的平頭塔，大臂長五十米，最大起重量六噸。一切正常，高度正常，力矩限制器正常，變幅機構正常，迴轉機構正常，吊鉤正常，鋼絲繩正常。
“不對勁的是什麼？”她說不上來。她把塔吊的開關合上，操縱桿輕輕推了一下，塔吊緩緩啟動，迴轉機構發出低沉的、有節奏的嗡鳴聲。她盯著正在緩慢旋轉的大臂，忽然覺得那個聲音不對，不是機械運轉的聲音，是另一個聲音，從塔吊的金屬結構裡面滲出來的，悶悶的，沉沉的，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說話。她關閉了電源，那個聲音停了。
她沒把這件事告訴陳老闆，說了他也不會信。她從駕駛艙裡爬出來，站在塔吊下面仰頭看著大臂。夕陽把整座塔吊染成了暗紅色。
開工之前。陳老闆買了幾掛鞭炮、幾刀黃紙，在塔吊底下襬了一張供桌。供桌上供著豬頭、整雞、整魚，三杯白酒，三炷香。陳老闆點著香，嘴裡唸唸有詞，然後把黃紙點著了扔進鐵桶裡。紙灰從桶裡飛出來，落在餘春嬌的頭髮上、肩膀上，灰白色的，輕得像雪花。
她在塔吊下面磕了三個頭，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土，把安全帽扣好，沿著塔身內部的爬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駕駛艙的時候，她低頭看了一眼地面，陳老闆已經走了，供桌還擺在那裡，三炷香還在燃著，香菸在晨風裡扭成了幾道彎彎曲曲的線。她坐上駕駛座，把操縱桿推到底，塔吊緩緩啟動。大臂開始旋轉，變幅小車沿著大臂向外移動，吊鉤緩緩下降。一切都和往常一樣，沒有什麼異常。
可那股氣味一直在。不是從地面上飄上來的，是從塔吊的鋼結構內部滲出來的，鐵鏽的腥味底下，藏著一股極淡極淡的甜。她已經聞了很久了。她不知道那股甜味從何而來，只覺得在駕駛艙這個密閉的空間裡待久了，鼻子深處有一種隱隱的脹痛。
餘春嬌在那個工地上開了半個月的塔吊。每天早出晚歸，吊鋼筋、吊模板、吊混凝土。一切正常，沒有異常，沒有怪聲，沒有怪味，甚至連那個困擾了她很久的夢都沒了。每天收工以後回到出租屋，洗完澡躺到床上，沾枕頭就著，一覺睡到天亮。
她以為自己終於走出了那場漫長的失眠，以為那些夢境和老周的死一樣，只是她生命中的一段意外插曲。她甚至在考慮要不要給陳老闆打電話，問問他後面的活還要不要人，工錢能不能再加一點。
那天下午，她正吊著一捆鋼管往三樓的樓面上送。塔吊旋轉到某個角度的時候，操縱桿忽然卡住了。她使勁推了幾下，推不動；拉了拉，拉不動。塔吊還在轉，大臂以恆定的速度緩緩劃過天空，變幅小車停在大臂中間的位置，吊鉤懸在半空中，一動不動。她低頭看了一眼力矩限制器的顯示器，資料在跳動，不是正常的跳動，是那種毫無規律的、忽大忽小、忽正忽負的亂跳。她用力拍了幾下儀表盤，顯示器閃了兩下，滅了。
操縱桿還是卡死的。她鬆開手，操縱桿沒有復位，停在那個推了一半的位置，像一隻被凍住的手。她往窗外看了一眼，吊鉤懸在三樓樓面上方，鋼管還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的，隨時可能墜落。她試圖用塔吊的備用電源啟動緊急作業系統，備用電源沒電，指示燈不亮。她使勁按了好幾次，什麼都沒有發生。
她從駕駛艙的窗戶探出頭，往下看了一眼。地面上那個供桌還在。那三炷香沒有滅，香菸從供桌上升起來，在無風的工地上升得筆直。可那煙不是白色的，是灰黑色的，濃稠的，像從煙囪裡冒出來的煙塵。煙柱的正下方，塔吊底座的水泥臺上，蹲著一個人。佝僂著背，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工作服，正在低著頭擺弄什麼東西。他的姿勢像在擰螺絲，又像在摸索著什麼東西。
餘春嬌從口袋裡掏出手機，試圖給陳老闆打電話，螢幕顯示通話撥出。她聽見聽筒裡傳來“嘟嘟嘟”的接通音。
手機響了。不是從聽筒裡傳出來的，是從駕駛艙外面傳出來的，從塔吊的金屬結構裡面滲出來的，悶悶的，沉沉的，和半個月前她第一次啟動這臺塔吊時聽見的那個聲音一模一樣。那是老周的手機鈴聲。
餘春嬌結束通話電話，鈴聲停了。她盯著那個蹲在塔吊底座水泥臺上的人，慢慢看清了那件深藍色工作服的領口露出的一小塊暗紅色的、像是被什麼東西燙過之後留下的疤痕。那是老周的。老周以前在工地上被電焊火花燙過，脖子側面留下了一塊拇指大的疤。他剃了光頭以後，那塊疤就更明顯了，白花花的頭皮襯著那塊暗紅色的疤痕，每次她在塔吊上低頭往下看的時候，一低眼就能看見。此刻那個蹲在塔吊底座水泥臺上的人，脖子側面也有一塊拇指大的、暗紅色的疤。
他緩緩抬起了頭。
餘春嬌的腦子嗡了一聲。那張臉不是老周的臉，是她自己的。
她的手機掉在地上，螢幕朝下，摔成了蛛網。那股嗆人的、混著鐵鏽和甜腥的氣味灌滿了整個駕駛艙，她捂住了口鼻，趴在操縱檯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間小小的、懸在半空中的鐵皮盒子裡趴了多久。當她再次抬起頭的時候，地面上什麼都沒有了。供桌還在，三炷香還在，香菸從香頭上升起來，在晨風裡扭成了幾道彎彎曲曲的線。白煙，不是灰黑色的。塔吊的操縱桿鬆動了，她一推，變幅小車往前走了，吊鉤緩緩降下去，那一捆鋼管穩穩地落在了三樓的樓面上。
她從那臺塔吊上下來以後，再也沒有上去過。她給陳老闆打了電話，說身體不舒服，幹不了了。陳老闆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那你休息幾天，後面還有活。她說不用了，以後都不幹了。
可是陳老闆的工地，她後來還是回去了一次。不是去開塔吊，是去把工錢結了。陳老闆在專案部辦公室裡把一沓現金點了兩遍遞給她，她接過錢的時候，發現陳老闆的手背上有幾道暗紅色的抓痕，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撓過，結了痂，痂殼還沒脫落。她問怎麼弄的，陳老闆說沒事，被鋼筋颳了一下。他沒有看她，低下頭繼續在手機螢幕上戳。
餘春嬌從專案部出來的時候，路過那臺塔吊。塔吊停在那裡，大臂指著正北方向，吊鉤收在最高點，變幅小車貼著塔身，一動不動。底座周圍的供桌已經撤了，水泥地上還留著一圈被香火燒過的黑印子。黑印子圍成了一個規則的圓形，圓形的直徑大概有兩米。圓心正對著塔吊的底座中心，像一個被精準畫出來的靶。
那個圓讓她想起了一件事。老周死的時候，法醫在現場勘查時發現，老周倒在塔吊底座的旁邊。離塔吊底座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不規則的、半圓形的痕跡，像是被什麼東西反覆摩擦過後留在水泥地面上的擦痕。那道擦痕在老周身體周圍轉了大半圈，然後突然斷了。他盯著那些擦痕看了很久，丈量了距離，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幾個數字。餘春嬌問那個痕跡是什麼，他沉默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沒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