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景森是在接到那通電話之後的第四天開車抵達柳溪村的。電話是一個他從未見過面的人打來的，號碼歸屬地顯示為省城周邊一個他早已忘記名字的小鎮。對方說話帶著濃重的本地口音，語速很慢，像是很久沒有跟外人說過話。他說自己是柳溪村體育場館的管理員，說他那裡有一場網球比賽需要他幫忙。劉景森靠在辦公椅上，把手機從耳邊拿開看了一眼螢幕，又重新貼回耳邊。他問對方怎麼知道他的號碼。對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段話——十幾年前他在這邊的體育館打過比賽，有人還記得他。他的比賽記錄保留在場館的登記冊裡，後面附著他的聯絡方式，那頁紙已經被翻過很多次了，紙邊都磨毛了。
他掛了電話之後在辦公椅上坐了很久。他現在的身份是省城一所中學的體育老師，教網球已經快十年了，平時除了上課就是帶校隊訓練，偶爾週末打兩場友誼賽，生活像一口被放置在平穩檯面上的舊鐘，指標走得很慢，幾乎看不出在動。他想了很久，才隱約回憶起十幾年前確實來過這附近的鎮子打過一場邀請賽。那時候他剛拿了一個市級比賽的亞軍，正是狀態最好的一年，被朋友拉去湊數，說那邊有個比賽缺人。他記得那場比賽的場館很舊，地面是那種老式的綠色硬地，畫線已經有些模糊了，球網中間略微下垂，像是被很多球打過後一直沒有重新繃緊。他不記得對手的名字，也不記得自己當時是贏了還是輸了，只記得比賽結束時天色已經暗下來了，他坐在主辦方安排的麵包車裡離開，從後窗看見那座體育館的燈一盞一盞熄滅，像是一隻正在慢慢閉上的眼睛。那場比賽的記憶被他擱在某個角落很多年了，如果不是這個電話，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再主動翻開它。
他請了兩天假，把車加滿油，沿著導航往柳溪村的方向開。省道走了大約兩個小時，然後拐進一條窄窄的岔路，路兩側的樹越來越密，枝葉在頭頂交疊，陽光被切割成細碎的光斑落在擋風玻璃上，像是正在被反覆篩過。他開了大約二十分鐘，在路盡頭看見了一片灰白色的建築群。體育館比他記憶中更舊了，外牆的白色塗料已經剝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灰色的水泥，邊角長出了青苔。窗戶有一些破了洞，用木板從裡面釘住了，有些釘了又被人撬開，露出黑漆漆的洞口。門口的水泥臺階上長著一層綠色的苔蘚，像是已經很久沒有人走過這條路了。可門是開著的，門軸的位置被油潤得很光滑，像是經常有人推動。
他推開門走進去。一股陳舊的灰塵和橡膠的氣味撲面而來，混著多年不開窗積累下來的溫熱和潮氣。館內比外面看要大，層高很高，屋頂是那種老式的鋼架結構，幾排日光燈管懸掛在鋼架下面，有一半已經不亮了，剩下的一半發出持續的、低沉的電嗡聲。地面是那種老式的綠色硬地，畫線已經有些模糊了，球網垂在場地中央，網線有幾處鬆脫了，在氣流中微微顫動。場地中央有人正在拖地，拖把在地面上劃出長長的水痕，水痕在燈光下泛著溼潤的光，在乾燥的空氣中慢慢收窄變細。那個人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工作服，背微微佝僂著，拖地的時候動作不緊不慢，像是已經在同一個動作裡重複了很多年。他聽到腳步聲，停下動作，把拖把靠在牆邊，直起身來。他拍了拍手上的水漬，說了一句“劉教練你來了”。他看起來五十到六十歲之間，臉上的皺紋很深，眼珠渾濁，像是長期在昏暗的光線下工作，眼睛已經不太適應強光了。他自稱姓周，是這座體育館的管理員，已經在這裡幹了二十多年。
周師傅領著他穿過走廊，走進一間側面的小辦公室。辦公室裡有一張舊桌子、一把椅子、一個鐵皮櫃，牆角堆著幾摞舊報紙，報紙的邊角已經開始捲曲了。周師傅示意他坐下，然後開啟鐵皮櫃，翻了一會兒，從裡面拿出一本發黃的資料夾，封面上用黑色馬克筆寫著“賽事記錄”四個字，字跡已經褪色了。他把資料夾翻開，放在桌上。裡面夾著幾張手寫的記分表，紙已經脆了，邊角一碰就碎。那場網球比賽的日期、選手姓名、比分，都寫在紙上。劉景森低頭看那個名字的時候，感覺到自己的呼吸像是停了一拍。他認得那個名字。那是他自己。
他問周師傅這場比賽是什麼時候的事。周師傅說，這是十年前的一場比賽，兩個選手都是本地人，都在那場比賽裡受了傷，一個傷在左膝，一個傷在右手腕，後來都沒能再打比賽。那場比賽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在柳溪村體育館裡打過正式比賽了。劉景森坐在那把舊椅子上，看著記分表上自己的名字，墨水已經褪成了淺褐色，筆畫的邊緣洇開了，像是被水浸過又曬乾。他問周師傅他當年在這裡打的那場是什麼時候，對手是誰。周師傅沉默了一會兒，說：“就是這一場。”他指著記分表上第二個名字，“他就是你當年的對手，也是柳溪村的人。你和他打了一場，比分停在了那一局，始終沒有人翻過記分牌。”
劉景森坐在辦公室裡，感覺到自己正在被一種早已結束的時間重新包裹。他看著那個名字，回憶著那一天，那些細節正在緩慢地回到他的意識裡。他記得對手的身形，和他差不多高，比他瘦一些，右手握拍，反手用的是單手，擊球的時候會發出一聲短促的呼氣。他已經很久沒有想起過這些細節了，可此刻它們正在從記憶的底部重新浮上來，像是有人在用一根細線把它們一個一個地從水底拽上來，串聯成他以為早已脫落的那段舊軌跡。
他問周師傅為什麼現在才來找他。周師傅的手指在資料夾邊緣停了一下，然後說：“因為那場比賽每隔三年就會重新開始一次。在沒有人來的時候打，打到比分再度停留。誰先打破那個記錄，誰就會被替換掉。下一次補賽需要裁判，那個人的手還沒有落下來。”
那天夜裡，劉景森住在體育館旁邊一間閒置的房間裡。房間不大，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窗玻璃上有一道細長的裂紋，月光從裂紋透進來，在牆面上投下一道細長的光斑。他躺了很久才勉強閤眼，卻在半睡半醒之間聽見了極輕的聲音從場館方向傳來——不是拖把劃地的聲音，也不是門軸轉動的聲響，是一種更清脆的、像是鞋底在硬地面上快速移動的聲響，伴隨著球被擊中時發出的悶響，一下接一下，間隔穩定。他睜開眼睛，聲音停了。他等了一會兒，聲音沒有再響，他翻了個身，想要重新入睡。過了大約一分鐘，聲音又響了，這一次比之前更清晰了一些，像是有人在球場上進行一場無聲的對打，球拍擊球的聲音在空曠的場館裡迴盪著，穿過那面隔牆，經過走廊，抵達他所在的小房間。他沒有起身去看，只是聽著那些聲音，在那種有節奏的擊球聲裡辨別出了某種他熟悉的規律。那是一種他已經很久沒有打過、卻依然記得很清楚的擊球節奏，他曾經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它打磨到讓自己滿意。他閉著眼睛聽了一會兒，感覺到自己正在被那段節奏緩慢地牽引，像是有一根線正從場館內部穿過牆壁，繞在他的手腕上。
第二天一早，他走到場館入口往裡看了一眼。場地空蕩蕩的，地面上有一道極淡的水痕，從入口一直延伸到場地中央，像是有人在夜裡穿著溼鞋走過那段距離，在球網下方停留了一會兒，又沿著原路折返。他沿著那道水痕走了一段，發現它繞過球網，向著對面場地延伸了一段距離，然後繞回了入口的方向，像是有人在球網兩側反覆走了一個完整的往返。他在場地中央站了一會兒，空氣裡還殘留著那種鞋底摩擦地面的氣味，像是剛剛有人在幾分鐘前離開。
此後幾天他都沒有再聽到那些聲音。白天他會在場館裡走動，用拖把把地上的灰拖一遍，把記分牌上的灰塵擦乾淨，檢查球網邊緣有沒有新的鬆脫。他知道這已經超出了他作為“裁判”的分內事，但他發現自己難以停下這些動作，像是體內某個早已被閒置的零件忽然被重新接上了電源。他擦拭那些舊器材的時候，記憶正在以一種不同於主動回憶的方式重新回來——不是他想起了什麼，而是那些觸感正在透過他的手指重新進入他的身體，像是他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這座場館。
第五天傍晚，他像往常一樣去檢視場地。他沿著邊線走了一圈，在角落裡的記分牌底座下面摸到一塊鬆動的瓷磚，把它掀開，下面壓著一枚舊網球，球面已經發黃髮硬了，品牌標誌已經被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他拿起那枚球翻過來看了看，球面上用黑色記號筆畫著一道細線，像是在某一個已經無法追溯的夜晚被人標記過。他握著那枚球在場上站了一會兒，感覺到自己的手掌正在透過那層舊橡膠表面接受某種極為微弱的訊號。他沒有把球帶走，只是把它放回原處，把瓷磚蓋好。
那天夜裡他又聽見了那個聲音。他穿過走廊，走到場館入口，站在門邊往裡看。場地中央有兩個人正在隔網對打，動作很快，快得不像是這個年紀的人能打出的速度，他們的腳步在硬地面上快速滑動，發出持續的摩擦聲，像是有很多根線正在同時收緊。他看不清他們的臉，只看見他們的影子在燈光下交叉、分離、再次交叉，像是在反覆描著同一個形狀。他們每一次擊球都在重複著那段他曾經在深夜裡反覆練過的節奏，每隔幾拍就會出現一個變線，像是那場球賽從來沒有真正結束過。那個年輕一些的選手在打完一拍之後停下來，側過頭，朝他的方向看了過來。那張臉，是他自己。二十歲的自己，穿著那件他已經忘記丟在哪裡的白色運動服，站在網的另一側，正握著一把球拍看著他，像是已經等了很久了。
那個年輕的劉景森看著他，嘴唇翕動了一下，像是在說什麼，又像是已經說過了。然後他轉過身，重新回到自己的半場，等待對方發球。比賽還在繼續，球拍擊球的聲響在空曠的場館中反覆迴盪著。劉景森站在那裡，看著那個年輕的自己奔跑、揮拍、得分、失分，動作和他記憶中的一模一樣。他知道那個年輕人會輸，也知道那場比賽會再次停駐在同一個分數上，等待下一個走進這座場館的裁判翻動記分牌。他從口袋裡摸出那枚舊網球，感覺到它的表面正在他的掌心裡緩慢地變暖。他的身體已經不再屬於那個可以在場上持續跑動數小時的版本了，但他的手掌依然保留著被握把的紋理磨出的舊形，像一個需要特定溫度才能重新讀出的印記。
那天夜裡他沒有睡。他坐在記分牌旁邊，等著球場的燈再次亮起。他不知道下一次補賽會在什麼時候開始，也無法確定記分牌上的數字會不會在他閤眼期間又悄悄地多出幾分。他把那枚舊網球放在記分牌的底座上，用指尖輕輕撥了一下，讓它沿著底座邊緣緩慢地滾動了一圈，又回到原位。他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再打出一場完整的比賽，也不知道當記分牌上的最後一個數字終於被翻過之後，這座場館裡的燈光會在哪個夜晚徹底熄滅。他只是覺得，當他走進這座體育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前來擔任裁判的人了。他是那場球的延續，也是它的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