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示範雖然活下來了，但永遠退出了朝堂，他是這樁案子的“裡”，朱厚熜留著他可以震懾其他“嚴黨”，畢竟顏示範手裡有其同黨的許多把柄。
最關鍵的還有一點，那就是顏示範相當於朱厚熜的“白手套”。
很多人看到毀堤淹田、改稻為桑，就會誤以為浙江的大量田地在普通農民手中，但實際上大量農田都在大地主、大豪商手裡，比如松江府有一半以上的田地掛在徐階名下。
浙江雖然沒有某人一家佔一半的情況，可是十幾個大地主佔一半還是有可能的！
嘉靖二十六年之後，石見銀山被俞大猷奪下，朱厚熜為了推行新政，陸續開放了不少港口，並設定市舶司，收回了部分關稅與外貿主導權，從而導致更多的走私商人與倭國浪人聯合，逐漸形成了新的“倭患”。
這種所謂的“倭患”是什麼性質，大明江蘇、浙江、福建的沿海百姓與官員都知道，但都裝聾作啞。
因為他們是走私的直接受益者，而江蘇、浙江是所謂清流官員的大本營。
這也是嘉靖三十年之後，朱厚熜重用顏松，把浙江官場換成顏黨，支援抗倭的原因。
可惜浙江、福建的地主聯合起來抗稅，同時兼併土地，若非顏示範掌管戶部，恐怕胡宗憲負責的抗倭前線還會出現缺兵少糧的情況。
否則顏示範也不會在情急之下說出“大明三京十八省在我肩上扛著”這樣的狂妄之語。
之前，朱厚熜提議改稻為桑，首先在浙江試點，顏松為何支援？
這不僅是因為浙江是反對顏黨的那些所謂清流官員的大本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此策於朝廷、於皇家而言，另有三個好處！
第一，在浙江推行改稻為桑之後，桑田與織戶會被內廷下轄的織造局把控住，此舉等於變相抑制了土地兼併。
第二，改稻為桑後，生成的絲綢，由織造局銷往海外，除了能鞏固皇家貿易的格局之外，還能充盈內帑，補貼國庫。
第三，改稻為桑的時候，朝廷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江蘇、福建先向浙江運輸糧食，朱厚熜可以趁此處理一批官員。
因為糧食不會自己長腿走到浙江，所以運輸系統上下肯定會有官員忍不住貪墨，朝廷便可趁機查賬，以抄家、涉案等方式，清洗一批地方官員，進而削弱江蘇、福建二省的地方士紳勢力。
可惜的是，世上再厲害的政策，也會存在或大或小的漏洞。
比如，顏示範捲入了毀堤淹田這件事之中，被罷官已經屬於皇恩浩蕩。
而顏松與朱厚熜亦師亦友，曾主持嘉靖新政，為朝廷獻計獻策，立下了許多功勞，最終得以體面致仕。
楊金水被派去守皇陵可不是懲罰，畢竟太監守皇陵，也算得上體面，但“守皇陵”三個字的另一面是遠離權力。
楊金水在南京，夠不到杭州、夠不到京城、夠不到任何一張能說話的嘴。
因為一個瘋了的楊金水，比一個清醒的楊金水，對所有人都更安全。
徐階升首輔，乃是應有之義，朱厚熜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提前為太子朱載坖上位鋪路，也是希望權力可以平穩過渡，等他駕崩之時，也是三年之後的事了，到時候新君朱載坖想改革的話，就可以提拔高拱做首輔，順理成章地換掉年事已高的徐階。
讓胡宗憲主持改稻為桑，准許織造局從別處採購生絲，是為了降低浙江改稻為桑的壓力，只要能完成絲綢份額就行。
至於派遣戚繼光率領船隊前往聖明採購糧食，正是朱厚熜收拾浙江殘局的最佳辦法，此舉恰恰是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最佳踐行。
就這樣，大明改稻為桑的政策在三年後迎來了收穫。
浙江的絲綢產量翻了三倍，出口量翻了四倍。
關稅收入從三百萬兩激增至七百萬兩，加上部分地區丈量土地，田賦增加的成效，大明的國庫首次出現了超過一百萬兩的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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