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統一度量，徵收稅賦，保障商路。”
楊再興繼續道，“廢黜各地雜亂舊制，通行大宋度量衡。稅賦分田賦、丁稅、商稅三種，初定之額，較西遼時減三成，以蘇民困。然需足額、按時繳納，不得拖欠、轉嫁。
各城設市舶所，保護合法商旅，嚴打盜匪，疏浚道路，重修驛站。絲綢、瓷器、茶葉等貨，由官營‘榷場’專營或抽解，私販重罰。
本地物產，如馬匹、玉石、毛皮、葡萄、棉花等，鼓勵貿易，由市舶所發給文引，可往東販賣。”
減稅的訊息讓商人和普通農戶稍感寬慰，而官營專賣和文引制度，則讓一些原本壟斷貿易的大商人感到利益受損，但權衡之下，在宋軍保護下更安全、更廣闊的商路，似乎能帶來更長遠的利益。
“其四，設立譯學，推行教化，兼行律法。”
這是最具深遠影響，也最需潛移默化的一步。“於撒馬爾罕、布哈拉、怛羅斯、渴石、白水城五大城，設‘譯學’，招募本地聰穎子弟入學，教授漢文漢語、簡單算術、大宋律例及儒家倫常。
學業優異者，可薦入軍中為通譯、文書，或為地方小吏。律法暫以《宋刑統》為基，參酌本地習慣法，務求簡明公正。刑事重案，須由鎮守使或都督府法曹複核判決。 尊重各教禮拜，然嚴禁以教干政，嚴禁教派仇殺。”
最後，楊再興總結，目光如炬，掃過全場：“此四項，乃軍管之基。各鎮戍使、地方頭人、保甲之長，務須凜遵。有功者賞，有過者罰，有逆者誅！
本督在此承諾，只要安分守己，遵從法度，無論來自何方，信仰何教，皆為大宋子民，受王師保護，可享太平，可得生計。若有陽奉陰違，勾結外敵，煽動叛亂者——”
他停頓了一下，手按劍柄，聲音轉寒，“無論逃至沙漠瀚海，還是深山絕域，我大宋王師，必追剿到底，絕不容情！勿謂言之不預也！”
森然的殺氣隨著最後的話語瀰漫開來，讓整個大廳的溫度似乎都下降了幾分。 本地貴族們紛紛低下頭，表示遵從。
會議之後，龐大的國家機器開始按照新的藍圖運轉起來。
隨軍的文官、吏員被迅速派往各鎮戍區和主要城鎮，會同鎮守使，開始緊張的戶籍清查、保甲編訂、稅賦核定工作。宋軍騎兵以“鎮戍”、“巡邊”為名，頻繁出動，清剿小股馬匪、鎮壓敢於反抗的小部落，展示肌肉的同時，也確實迅速恢復了主要交通線沿線的秩序。
“神機鐵騎”和其他精銳部隊，則作為戰略機動力量，駐防在撒馬爾罕等核心城市，隨時準備應對任何大規模的反抗或外敵入侵。
火炮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強的威懾。偶爾有自恃險遠、或受外部勢力鼓動的小城、部落試圖挑戰新秩序，往往在宋軍兵臨城下，甚至僅僅是小股“神機鐵騎”帶著幾門炮出現時，便土崩瓦解。
反抗者的首領被公開處決，其部眾被拆分安置，財產充公，以儆效尤。
在鐵腕與懷柔並施之下，河中地區的局勢以驚人的速度穩定下來。
商路首先受益，盜匪銷聲匿跡，關卡稅賦明確，來自東方的絲綢、瓷器、茶葉，和西方的金銀器、玻璃、藥材，以及本地的特產，開始在撒馬爾罕、布哈拉等中心城市匯聚，市面逐漸繁榮。
許多在戰亂中逃離的百姓開始迴歸家園，在宋軍組織的“屯田司”指導下，修復水利，開墾荒田。
雖然“譯學”剛開始時門庭冷落，但在“入學子弟家庭可減部分賦稅”、“優異者可入仕”等政策的吸引下，也逐漸有貴族和富商將子弟送來。
當然，暗流依舊存在。
被剝奪了部分特權的舊貴族暗中不滿；某些宗教極端勢力對“譯學”和漢法滲透心存牴觸；北方的蒙古、西邊的花剌子模、南方的古爾，無時不刻不在窺探，試圖尋找滲透和破壞的機會。
但總體而言，河中地區在宋軍的“軍管制度”下，初步實現了從戰亂割據到相對有序、從各方角力到單一強權控制的轉變。
這不僅僅是軍事佔領，更是一套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結合了中原王朝官僚體系雛形、戶籍控制、經濟槓桿和文化滲透的複合型統治模式的初步建立。
它為日後更穩定的州縣制治理打下了基礎，也為大宋繼續經略西域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前進基地和跳板。
河中平定，軍管初立，大宋的西域經略，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以治理和消化為主的階段。
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北方的狼從未遠去，西方的風暴仍在積聚，真正的考驗，或許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