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吳玠在秦嶺諸隘口苦心經營防線，楊弘在子午道伏擊蒙古遊騎之時，在更遙遠的西北，黃河“幾”字形大彎懷抱的那片豐饒之地——河套平原，一場影響深遠的軍事行動，正在悄然進行，並最終以雷霆之勢落下帷幕。
這場行動的目標，並非蒙古主力，而是盤踞在河套地區、名義上已降蒙、實則首鼠兩端的西夏殘部。
西夏，這個曾與宋、遼、金鼎立近二百年的党項族政權，在蒙古鐵騎持續二十餘年的殘酷打擊下，早已國破君亡。
末代皇帝李睍投降後被殺，皇室近乎被屠戮殆盡，都城興慶府慘遭洗劫焚燬。
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西夏滅亡後，仍有不少殘部，或逃入漠南、河西的深山荒漠，或佔據河套地區的一些水草豐美的綠洲、堡寨，時而向蒙古稱臣納貢，時而劫掠商旅，甚至小規模襲擾已歸附蒙古的部落，成為西北地區一股不穩定因素。
其中，以盤踞在河套地區西南部、以“白韃靼”和部分黨項貴族為首的幾股勢力最大，擁眾數萬，據有大小城寨數十，控制著部分黃河渡口和草場。
對於蒙古而言，這些西夏殘部如同癬疥之疾，暫時無暇也無力全力清剿——其主要精力正放在消化新佔領的金國故地，以及籌備下一步大規模南侵。
而對於南宋，尤其是負責川陝防務的吳玠和朝廷中樞而言，這些西夏殘部的存在，則是一個微妙而重要的棋眼。
一方面，西夏殘部在側，牽制了部分蒙古兵力，客觀上減輕了南宋在正面防線的一些壓力。
但另一方面，這些殘部反覆無常，且佔據著河套南部一些戰略要地。
若蒙古人徹底騰出手來，消滅或收編了這些殘部，完全控制河套，則其右翼將獲得一個穩定的前進基地和優良的牧場，可以更方便地集結兵力，從西面威脅四川，或與中路、東路形成策應。
這是南宋絕不願看到的。
更現實的是，河套地區，尤其是西套，水土豐美，宜農宜牧，素有“塞上江南”之稱。
若能將其收復，不僅可拓地數百里，獲得一塊寶貴的產糧區和養馬地，更能將防線前沿推至黃河一線，依託黃河天險，構建更縱深的防禦體系，大大緩解四川北部的壓力。
故，在餘玠的總體戰略構想中，“經營秦巴，規復河套”是重要一環。
但直接出兵河套，與蒙古主力硬撼，顯然不智。
吳玠的策略是：利用蒙古人暫時無暇西顧，西夏殘部孤立無援、內部不穩的時機，以精兵突襲，拉攏分化，武力清剿與招撫並用，迅速解決河套西夏殘部問題，搶在蒙古人反應過來之前，實際控制西套地區。
此舉風險極大，但若成功，回報亦極高。
經過周密策劃和情報蒐集，吳玠選定了執行此任務的主將：吳玠之侄，西軍宿將，現任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西和州的吳挺。
吳挺勇猛善戰，熟悉羌胡情事，其父吳璘、伯父吳玠當年便是抗擊金兵、經營川陝的名將，在西北諸族中頗有威望。
吳玠給予吳挺臨機專斷之權，並抽調了西軍中最為精銳的“興戎軍”一萬五千人，配以熟悉地形的蕃兵三千為嚮導，秘密集結於秦州以北。
西元1236年春，黃河開凍不久，時機成熟。
吳挺以巡邊為名，率軍悄然北上。
行動極為隱秘，晝伏夜出，多走山僻小徑，並廣佈斥候，封鎖訊息。
進軍路線選擇從秦州出發，經德順軍、鎮戎軍，直插西夏殘部盤踞的核心區域——鳴沙洲、應理一帶。
戰役發起突然而迅猛。
宋軍先鋒五千精騎，在熟悉路徑的蕃兵引導下，晝夜兼程，突襲了西夏殘部在黃河南岸最重要的據點之一，豐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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