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遠城的夯土城牆在春風中一日日增高，城牆內外，是遠比築城更為複雜、也更具深遠意義的一項事業——組建一支能夠真正紮根於此、守衛此方的新軍。
這支軍隊，吳挺為之定名“朔方軍”，取“北方安定”之意，亦暗合漢唐舊制。
而其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吳挺反覆向朝廷、向餘玠、也向麾下將領強調的：“蕃漢皆納，相容幷蓄，以漢法束伍，以胡騎為鋒。”
河套新復，地廣人稀，尤其是漢民，除少數早年滯留的邊民、軍戶及此次隨軍北上的工匠、流民外，數量有限。
若想在此站穩腳跟，僅靠從川陝內地調撥兵力，不僅轉運艱難，士卒亦難服水土，更無法充分利用此地宜牧養馬的優勢。
而境內及周邊，散居著大量党項、吐蕃、回鶻、汪古（白韃靼）乃至少量阻卜（韃靼）等蕃部。
他們或是新近歸附的西夏殘部，或是歷來游牧於此的部落，騎術精良，悍勇敢戰，熟悉地理氣候，是極佳的兵源，也是一股極不穩定的力量。
用得好，便是開疆拓土的利刃；用不好，便是肘腋之患，甚至反噬自身。
如何“用”，便是擺在吳挺面前最大的難題。單純的武力征服與強行編管，只會激起更大的反抗，消耗本就寶貴的兵力與時間。
單純的羈縻懷柔，給官給賞，則易養癰遺患，難以形成真正的戰鬥力與忠誠度。
吳挺的策略，糅合了歷代治邊名將的經驗，結合當前實際，顯得務實而大膽。
首先，是“分而治之，區別對待”。
對投降的西夏貴族、原首領及其核心部眾，採取“遷其豪酋，散其部眾”之策。
將阿剌忽思等頑固派首領的直系親屬、心腹將領，遷往興元府、乃至蜀中內地安置，給予田宅，實為軟禁監視。
將其部眾打散，混編入其他歸附部落或新設的屯田點，切斷其原有的部落紐帶。
對那些主動歸附、表現恭順的部落首領，則保留其部分特權，授予宋朝官爵，允許其統領本部落部分丁壯，但必須接受朔方軍派出的“指導官”監督，並按宋軍編制進行初步整訓。
其次，是“設蕃學，授漢文，導以禮法”。 吳挺深知，欲收其心，必先化其俗。
他在定遠城內，劃出區域，建立“蕃學”。
招募通曉蕃漢語言、略知經史的文人，教導歸附蕃部首領、頭人子弟學習漢文，誦讀《千字文》、《百家姓》及淺顯的儒家典籍，宣講“忠君愛國”、“華夷之辨之理。
同時，規定凡在朔方軍中擔任隊將以上軍官的蕃人，必須粗通漢話，識得號令、旗幟。
對於普通蕃兵，則要求至少能聽懂簡單的日常口令和軍令。
學習優異者，給予獎勵，甚至可保送進入興元府學或蜀中官學。
此舉意在從下一代開始，培養其對中原文化的認同與歸附。
再次，是“立法度，明賞罰，一視同仁”。
吳挺奏請朝廷，為朔方軍量身定製了一套簡明軍法，刊刻成冊，以漢、蕃（党項文、回鶻文）兩種文字頒發。
軍法核心突出“公平”二字：無論蕃漢，臨陣退縮者同斬，立功受賞者同賞，觸犯刑律者同罰。
軍中設“斷事官”，由漢官擔任，但配有通譯，審理涉及蕃兵的案件。嚴厲禁止漢軍欺壓蕃兵，也嚴禁蕃兵結夥滋事、劫掠漢民。
同時，設立“戰功簿”，詳細記錄每個士卒（無論蕃漢）的斬獲、戰功，按統一標準賞賜銀錢、布匹、田地乃至官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