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的倉庫裡，香料堆積如山，珍寶璀璨奪目。
這些實物，一部分直接供應內廷和朝廷用度，另一部分則由榷貨務發賣。
榷貨務將香料、珍寶等物，透過拍賣或專營的方式，賣給民間商人，獲利極其豐厚。
僅乳香一項，因其在宗教、醫藥、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每年的專賣收入就可達數十萬貫。
綜合抽解的實物、抽買的利潤、出口關稅以及其他各項收入，到紹興中後期，全國市舶司的總歲入，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超過一千萬貫！
這個數字，或許在北宋全盛時期也曾達到或接近過，但在南宋偏安一隅、北方戰事不斷的背景下，其意義截然不同。
千萬貫歲入的戰略意義：
這筆每年超過千萬貫的鉅額收入，對南宋朝廷而言，不啻於久旱甘霖，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1. 支撐北方戰事：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用途。
與蒙古的戰爭是長期的消耗戰，軍費開支如同無底洞。
岳飛、韓世忠、吳玠等諸大軍的糧餉、賞賜、裝備購置、犒軍撫卹，無不依賴鉅額資金。
市舶收入，成為軍費開支的重要支柱。有了這筆相對穩定且不斷增長的財源，朝廷在調撥西線軍需、支援水師行動、維持其他防線時，底氣足了很多。
趙構父子推行的諸多強軍、拓邊計劃，其經濟基礎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市舶之利。
2. 緩解財政壓力：除了直接的軍費，朝廷龐大的官僚體系運轉、宮廷開支、水利工程、賑災救濟等，都需要錢。
市舶收入大大緩解了傳統的田賦、專賣收入的壓力，使得朝廷不必過度加徵農業稅，有利於江淮等基本經濟區的休養生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
3. 促進經濟活力：鉅額的貿易利潤和市舶收入，並非全部進入國庫。
相當一部分流入參與海外貿易的商人、水手、工匠、僱工手中，也惠及了港口城市及其腹地的相關產業。
這種財富效應刺激了消費，促進了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銅錢甚至白銀的流通量加大，經濟呈現一定活力。
4. 鞏固皇權與推行政策：有了充足的“外快”，太子趙瑋在推行各項政策，如整頓吏治、興修水利、鼓勵墾荒、減免部分苛捐雜稅時，阻力會小很多。
因為朝廷不需要完全從百姓身上榨取這些費用，可以透過市舶收入進行調劑和補貼，這有助於樹立朝廷“仁政”形象，鞏固統治基礎。
5. 支撐海洋戰略：這筆錢本身，又反過來投入到海洋戰略中。
建造、維護龐大的水師艦隊，組織遠航，賞賜水師將士，資助海外使團，營建港口設施，都需要鉅額投入。
市舶收入形成了“貿易增長→稅收增加→投資海洋力量→保護並擴大貿易→進一步增長”的良性迴圈。
“市舶之利，頗助國用”是宋朝有識之士的共識，但在紹興中後期，這種“助”已經達到了“半壁江山”乃至更重要的程度。
當戶部尚書將“年入市舶錢逾千萬貫”的奏報呈上時，即便是深居德壽宮的太上皇趙構，也為之動容。
這筆來自海洋的財富，不僅極大地緩解了南宋的財政困境，更重塑了朝廷的財政結構，使得南宋政權在應對北方軍事壓力的同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迴旋餘地和內在活力。
然而，趙構的雄心並未止步於經濟的繁榮。
他看到的，不僅是商船往來帶來的金銀，更是那支在貿易航線上巡弋、在異國港口展示國威的強大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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