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四十七年式”火銃與配套的“定裝紙殼彈”透過最終審定，帝國高層下達了明確無誤的命令：不惜一切代價，以最快速度、最大產量，進行規模化製造，優先裝備北伐諸軍，特別是岳飛、韓世忠、吳玠、張俊所部精銳。
聖旨和樞密院的軍令如山，然而，當命令下達到工部、軍器監以及格物院下屬的各大製造工坊時，主事者們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棘手。
以往製造刀槍弓弩，甚至神臂弓、床弩等複雜器械，雖然也需要熟練工匠，但畢竟工序相對分散，對零部件的標準化和互換性要求不高。
而“紹四七式”火銃，結構精密，涉及鍛鐵、鑄造、木工、燧石加工、彈簧製作、細木鑲嵌等十數道主要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極高的精度和一致性，否則輕則影響效能，重則導致炸膛傷人。
更遑論還需要生產與之完美匹配的、工藝要求同樣不低的“定裝紙殼彈”。
按照傳統“一匠一器”或“小組包乾”的模式，即由一名或一組經驗豐富的大匠，從頭到尾負責一支火銃的所有部件製作和最後組裝，固然能保證單件質量，但效率低下，且嚴重依賴少數老師傅的手藝，無法滿足短時間內裝備數萬、乃至十數萬大軍的恐怖需求。
況且，老師傅的數量是有限的，他們的體力、精力也是有限的。
“必須想新法子！”
在臨安格物院緊急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面對各工坊主事愁苦的面容，董貫嘶啞著嗓子，眼中佈滿血絲，“陛下和殿下等著要銃，前線將士等著要銃！按老法子，就算把所有老師傅累死，一年能出幾千支頂天了！杯水車薪！”
困境之中，來自“天工閣”的一位老匠頭，顫巍巍地提出了一個源自古老青銅器鑄造、又在近年來兵器製造中略有嘗試的思路：“院主，諸位同僚，老朽以為，或可效仿秦時‘物勒工名’與弩機制作之法，行‘分工作業，專精一藝’之制。”
他詳細解釋：“譬如這火銃，可分之為槍管、槍機（燧發機構）、木託、通條、附件等數大件。
每大件，又可細分為若干小件。
如槍機，可分燧石夾、擊錘、主彈簧、阻鐵、扳機等。
我們不求一匠通曉全器，但求一匠，甚至一坊，專精於製作其中一兩個部件。
譬如，甲坊只鍛打槍管毛坯，乙坊專司槍管內膛鉸削，丙坊製作擊錘，丁坊製作彈簧……以此類推。”
“各坊、各匠，只按格物院頒下的‘法式’圖紙，製作同一規格的部件。
做好後，交由總裝坊，由專司組裝的工匠，將來自各處的部件，如同拼湊卯榫一般，組裝成完整的火銃。
如此一來，工匠只需反覆練習單一工序，熟能生巧，速度必快。
且因專精，其品質反而易控。
即便有部件不合格，也易於追溯是哪個坊、哪個匠所作，方便問責。”
“至於‘定裝紙殼彈’，更易如此。
可設專坊，統一配製火藥、澆鑄鉛彈、浸製紙筒。
再將稱藥、卷制、封裝等步驟，分由不同匠人負責，流水作業。”
這個想法，並非完全首創，在大型工程和某些官營作坊中已有雛形，但將其系統化、精細化地應用到“紹四七式”火銃這種複雜精密武器的量產上，卻是前所未有的嘗試。
趙構在聽取董貫的彙報後，敏銳地意識到了其中蘊含的巨大潛力。
他回想起記憶中某些超越時代的模糊概念，給予了明確支援，並透過太子趙瑋下令：“此‘分工協作，流水作業’之法，甚合大規模製造之理。
可於臨安、建康、江陵、成都四處，擇地設立‘火銃專造坊’，即按此法試行。
務求部件標準，可互換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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