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川在採伐隊幹滿一個月的那天，發工資了。
那是五月底的一個傍晚，天還亮著，太陽掛在大黑山山頂上，把半邊天染成了金紅色，像是有人在天上潑了一盆金水。採伐隊提前收了工，鄭大鬍子說今天發工資，早點回去，讓大夥兒高興高興。工人們扛著油鋸、斧頭、繩子，三三兩兩地往山下走，腳步比平時輕快了不少，連說話的聲調都高了幾分。
王西川走在最後面，低著頭，邁著大步，棉襖搭在肩膀上，裡面的單褂子被汗溼透了，貼在背上，印出一道深色的汗跡。他的胳膊還在酸，今天鋸了十幾棵樹，最後一棵是棵大落葉松，少說有七八十年的樹齡，他一個人鋸了半個多鐘頭才放倒。鋸完以後，胳膊抖得連水壺都拿不穩。
工棚裡，孫場長已經等著了。
他坐在通鋪邊上，面前擺著一張小桌子，桌上放著一摞工資袋和一本賬冊，旁邊還放著一把算盤。工資袋是牛皮紙的，上面寫著每個人的名字，有的字寫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讓會計代筆的。賬冊翻開著，密密麻麻地記著每個人這個月的出工天數、工作量、獎懲情況，每一筆都有據可查。
工人們陸續走進來，按順序坐到通鋪上，一個挨一個，像是一排等待投餵的鳥，眼睛裡都帶著期待。有的在搓手，手心的老繭在燈光下閃著光；有的在咽口水，喉嚨上下滾動；有的一言不發地盯著孫場長面前的工資袋，恨不得用眼睛把袋子看穿。
“一個一個來，別擠。”孫場長推了推眼鏡——他的眼鏡是老式的圓框眼鏡，鏡片厚厚的，像是酒瓶底，鼻樑上架著，兩邊的鏡腿用橡皮筋綁著，以防滑下來。“我叫到名字的，上來簽字領錢。彆著急，都有份，少不了你們的。”
“白景山——”孫場長唸了第一個名字。
白景山從鋪上蹦起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桌前，在工資單上歪歪扭扭地簽了名字，拿起工資袋捏了捏，厚度讓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他回到鋪上，迫不及待地開啟袋子，把裡面的錢一張一張地抽出來，沾著口水數了一遍，又數了一遍。數完了，把錢疊好，裝進貼身的口袋裡，拍了拍，踏實了。
“梁滿倉——”孫場長唸了第二個。
梁滿倉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走到桌前，也沒看工資袋裡的數目，直接在工資單上按下了一個紅手印——他不會寫字，只認識自己的名字，但寫不出來，每次領工資都是按手印。他拿起工資袋，揣進懷裡，轉身回到鋪上坐下，臉上沒什麼表情，跟平時一模一樣。
“鄭大鬍子——”
鄭大鬍子接過工資袋，沒開啟，直接用舌頭舔了舔袋口，封上了，揣進褲兜裡。他不在乎這個月發了多少，心裡早就有數了，差也差不了幾塊錢。
一個接一個，名字唸完了，工資袋發完了。工人們有的數錢，有的裝錢，有的把錢遞給身邊的老婆——今天有幾個工人家屬來領的，怕男人把錢花了。工棚裡瀰漫著一股興奮的氣息，連爐子裡的火都比平時燒得旺了些。
最後一個，孫場長看了看賬冊，抬起頭來，目光在工棚裡掃了一圈——“王西川。”
王西川從最裡面的鋪位上站起來。他坐在角落裡，背靠著牆，手裡攥著一根草棍在嚼，草棍已經被他嚼得稀巴爛了。他走到桌前，孫場長把工資袋遞給他，又指著工資單上的簽名欄說——“在這兒簽字。會寫字吧？”
“會一點。”王西川接過筆，在工資單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字寫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像小學生剛開始練字，橫不平豎不直，“王”字的最後一橫寫得太長了，“西”字的方框寫成了梯形，“川”字的三個豎像三根歪斜的樹苗。但一筆一劃都很用力，紙都被筆尖戳出了凹痕，能感覺到他寫字時有多認真。
孫場長看了看他的字，笑了——“多練練，以後寫多了就好了。”
王西川把工資袋拿在手裡，捏了捏。袋子裡裝著幾張票子，薄薄的，但他感覺手裡沉甸甸的，像捧著一塊石頭。這是他到林場後的第一份工資，也是他這輩子拿到的第一份正式的工資——在靠山屯的時候，乾的是地裡的活，掙的是工分，年底分紅就那麼一點，從來沒有按月拿過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