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一縣，首要在於清丈田畝、登記人口。”前戶部侍郎在講堂上說，“沒有準確的田畝人口資料，任何政策都是空中樓閣。晉朝各州縣每三年進行一次全面普查，資料直達戶部……”
臺下，一個倭國青年認真記錄著。他是九州某豪族的繼承人，在來洛陽前，他治理領地的方式完全依靠家族傳統和個人經驗。聽到如此係統的治理方法，他如飢似渴地吸收著。
課程之餘，禮部還專門為這些倭國學生安排了“文化體驗”活動。他們學習書法、繪畫、古琴、圍棋，參加詩會、茶會，觀看戲曲表演。漸漸地，許多倭國學生開始真正喜歡上這些中原文化。
物部真守迷上了書法。他每天練習到深夜，手指磨出了繭子。三個月後，他的楷書已初具模樣。王衍看著他的作品，驚訝地說：“真守君，你的字……很有風骨。”
“我想把書法帶回倭國。”真守認真地說，“讓我們的人也能寫出這麼美的字。”
改變是潛移默化的。倭國學生們不僅學習知識，更在生活習慣上逐漸“晉化”。他們開始習慣一日三餐而非兩餐，習慣用床而非地鋪，習慣飲茶而非只喝清水。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維方式也在改變——從原本的部族思維，逐漸轉向更系統、更理性的思維方式。
太康十年夏，發生了一件小事，卻深深觸動了所有倭國學生。
那日，真守和王衍在洛陽街頭看到一群工匠正在維修一座石橋。工匠們使用的工具、方法，都是格物學堂教過的原理。真守忍不住上前，用還不太流利的漢話與工匠們交流，居然能理解他們在做什麼。
“這位小郎君也懂修橋？”一個老工匠驚訝地問。
“我在太學格物學堂學過槓桿和拱橋原理。”真守有些自豪地說。
老工匠笑了：“讀書人懂這個的可不多。小郎君將來定有出息。”
那一刻，真守突然明白了大晉強大的秘密：在這裡，知識不是貴族壟斷的玩物，而是可以實際應用的工具；讀書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爺，而是可以和技術人員平等交流的學者。這種務實、開放的精神，是倭國最缺乏的。
當晚，真守給遠在倭國的父親寫了一封長信：
“……父王，兒在洛陽四月，所見所聞，震撼心靈。大晉之強，非唯船堅炮利，更在於其制度之完善、教育之普及、文化之昌明。兒在格物學堂所學，皆是實用之術；與晉朝同窗相交，知其雖出身貴賤不同，然皆勤奮好學。此國朝氣蓬勃，實非倭國可比……”
“……兒以為，倭國欲強，必全面學習大晉。非止於制度器物，更在於精神氣質。望父王加速推行州縣制、普及官學、推廣漢文。如此，數十年後，倭國或可真正步入文明之列……”
這封信隨著每月一班的聯絡船送往倭國。而在難波津的安東都護府，陳騫也在給洛陽寫奏報：
“……倭國學子在太學進步顯著，尤以物部真守為佳。此子聰慧勤奮，已通漢文，于格物之學頗有心得。臣觀其言行，已漸具晉人思維。假以時日，此輩學成歸國，必為推行漢化之骨幹……”
“……第二批倭國學生中，有數名豪族繼承人表現突出。彼等學習《大晉律》與治理實務後，皆歎服晉制之完善。臣已安排他們至洛陽縣衙觀摩實務，加深理解……”
“……文化教化方面，倭國學生多迷書法、圍棋、茶道。臣以為，此等‘雅文化’之薰陶，往往比強制推行更易深入人心。建議加大此方面投入，使倭國上層以習漢俗為榮……”
秋去冬來，當太康十年的第一場雪落在洛陽城時，第一批倭國學生已經能說流利的漢話，能寫通順的漢文，能與晉朝同學自如地討論經義格物。他們在太學的年終考核中，有五人進入同年級前十名——這個訊息傳回倭國，引起了轟動。
倭國王守屋在難波津的王宮中，看著兒子真守寄回的一幅書法作品——那是真守臨摹的王羲之《蘭亭序》片段，筆法雖還稚嫩，但已初具神韻。守屋撫摸著那宣紙上的墨跡，良久，對左右臣子說：
“傳令各豪族：自明年起，各家子弟必須學習漢文。三年之內，不懂漢文者，不得繼承家業。”
“再傳令：王宮之內，一律使用漢話交談。文書往來，必須使用漢文。”
“還有，著人按照晉朝樣式，改建王宮部分建築。我們要讓倭國人從小生活在晉式環境中，習慣晉式生活。”
命令一齣，倭國各地豪族反應不一。有積極響應的，也有暗中牴觸的。但所有人都明白，這是大勢所趨——連王子和各大豪族的繼承人都在洛陽學習漢文化，他們還有什麼理由抗拒？
而在洛陽太學，物部真守站在學舍的窗前，望著漫天飛雪。他想起了難波津的冬天，想起了父親，想起了倭國的未來。手中，是一封剛寫完的家書，最後一句是：
“……兒在洛陽，常思倭國何時能有此氣象。然兒深信，只要堅定不移跟隨大晉，學習大晉，五十年後，倭國必將煥然一新。屆時，東海之上，將有兩顆華夏文明明珠交相輝映……”
雪花飄落在窗臺上，真守伸手接住一片，看著它在掌心慢慢融化。就像倭國舊有的那些陋習，終將在新時代的陽光下，逐漸消融。而一個全新的、浸潤著華夏文明的倭國，正在這太康十年的冬天，悄然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