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八年九月的洛陽，已有了幾分肅殺的秋意。
刑部大堂內，氣氛比室外更凝重三分。堂上高懸“明刑弼教”四字匾額，黑底金字，在透過高窗的秋陽下泛著冷光。堂下左右各設長案，左側案後坐著刑部尚書崔琰，右側依次是大理寺卿盧毓、御史中丞高崧。三人皆著紫色官服，神色肅穆。
今日是秋審的第一日。
所謂秋審，乃是朝廷每年秋季對全國死刑案件的複核之制。各州府判處死刑的案件，須層層上報，最終由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三司長官會同複核。證據確鑿、量刑適當的，用硃筆勾決，待皇帝御批後執行；若有疑點或情有可原的，則改判減等。此制自前朝便有，至開元年間更趨嚴謹。
堂下兩側，二十餘名刑部、大理寺、御史臺的屬吏各司其職，有的翻閱案卷，有的記錄要點，有的低聲核對律條。堂中靜得能聽見卷宗翻動的沙沙聲，偶有屬吏起身呈送卷宗時的腳步聲，也輕得如同貓行。
崔琰今年五十八歲，執掌刑部已逾五載。他面龐清瘦，鬚髮花白，一雙眼睛卻銳利如鷹，此刻正緩緩展開今日要審的第一份卷宗。
“河南道汴州呈報，死刑犯一名，王三狗，年三十二，汴州陳留縣王家村人。”崔琰的聲音平緩而清晰，在空曠的大堂內迴響，“案由：殺人。死者李四，同村人。案情：今年三月十七日夜，李四死於家中，頭骨破裂。王三狗被鄰人指證當夜與李四爭執，並於李家院外拾得帶血木棍一根，經比對與死者傷口吻合。縣衙初審、州府複審，皆判斬立決。”
盧毓接過屬吏遞來的副卷，快速瀏覽。他比崔琰年輕十歲，在大理寺任職多年，以“明察秋毫”著稱。御史中丞高崧則是個剛過四十的中年人，面容方正，不苟言笑，他代表的是御史臺的監察權，確保複核程式公正無弊。
“帶人犯。”崔琰道。
兩名刑部差役押著一個戴著手銬腳鐐的漢子走上堂來。那漢子身材矮壯，衣衫襤褸，臉上有道新愈的傷疤，眼神渾濁，跪在堂下瑟瑟發抖。
“王三狗，本官問你，今年三月十七日夜，你在何處？做何事？”崔琰問。
王三狗磕了個頭，聲音嘶啞：“大老爺……小人冤枉啊！那夜小人在家睡覺，不曾出門！”
“可有證人？”
“小人……小人獨自居住，無人作證。”
盧毓插話：“卷宗記載，有鄰人張五指證，當夜二更時分，見你從李家方向慌張跑回自家。”
王三狗急道：“張五與小人素有嫌隙，他這是誣告！”
高崧冷冷道：“帶血木棍作何解釋？那木棍經辨認，是你家柴堆中之物。”
“木棍……木棍是小人的不假，可不知怎麼就到了李家院外！定是有人栽贓！”王三狗額頭抵地，砰砰磕響。
崔琰示意差役將人犯帶下，待堂中重新安靜，才緩緩道：“此案證據，看似確鑿：有人證見其從現場方向跑回，有物證為兇器，且兇器確係其家之物。按律，可判。”
盧毓卻皺眉：“尚書且慢。下官細看卷宗，有幾點疑惑。”他翻開案卷某一頁，“其一，死者李四頭骨破裂，兇器為粗木棍，若用力擊打，兇手衣衫必沾血跡。但案發次日拘捕王三狗時，其衣衫雖髒，卻未見明顯血漬，官府也未在其家中搜出血衣。”
崔琰點頭：“此疑點州府已有解釋：或兇手換衣銷燬，或血跡沾染不多已洗淨。”
“其二，”盧毓繼續道，“指證王三狗的鄰人張五，其證言有矛盾處。縣衙初錄時，張五說‘見一人影似王三狗’；三日後州府複審時，卻變成了‘確係王三狗無疑’。其間變化，卷宗未載原因。”
高崧這時開口：“盧寺卿所疑有理。不過，張五後來畫押確認，當以最後證言為準。”
“下官非置疑張五證言，”盧毓搖頭，“而是覺得，此案證據鏈仍有缺口。兇器雖系王三狗家物，但柴堆露天，村人皆知，他人亦可取用。張五雖指證，但夜間昏暗，辨認是否絕對準確？最關鍵者，殺人動機為何？卷宗只載‘素有口角’，但具體因何爭執、是否至殺人地步，語焉不詳。”
崔琰沉默片刻，對屬吏道：“傳陳留縣令、汴州推官上堂。”
片刻，兩名地方官員戰戰兢兢入堂行禮。陳留縣令是個五十餘歲的乾瘦老者，汴州推官則四十出頭，面相精明。
崔琰問陳留縣令：“王三狗與李四因何結怨？詳細道來。”
縣令抹了把汗：“回尚書，二人……二人因田地灌溉之事，多年來時有爭吵。去年秋旱，為爭水還打過一架，王三狗被李四打破了頭，故而懷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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