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洛陽，秋意已深。政事堂內，四角燃著炭盆，卻依然驅不走那份浸入骨髓的溼冷。巨大的沙盤擺在堂中央，黃河、汴水、淮水等水系用藍綢標示，蜿蜒如龍。沙盤旁圍站著七八位重臣，人人面色凝重。
司馬柬負手立在沙盤北側，目光落在汴水入黃河的那段河道上。那裡插著十幾面小紅旗，每一面都代表一處需要年年疏浚的險灘。
“陛下，這是工部會同漕運司測算的賬目。”戶部尚書裴楷遞上一本厚厚的冊子，“去歲漕運江南糧米四百萬石入洛陽，耗費民夫三十七萬人次，船隻損毀近百艘，銀錢開支摺合粟米約四十萬石。若將其中一百萬石改走海路，從揚州直抵渤海，再入黃河轉運，預計可節省開支十五萬石，減少民夫徵調十萬人次。”
兵部尚書杜預接過話頭：“海路雖省，風險亦大。去歲東海颶風，損毀商船十七艘。漕糧乃國之命脈，若遇風浪，損失非小。”
“可加造海舟，改良船型。”工部尚書介面道，“揚州船塢已有新式海船，設水密隔艙，抗風浪能力大增。且海路不必如內河漕運般逢閘過壩，船大可載，一船可抵河船五艘之量。”
司馬柬沒有立即表態。他走到沙盤南側，手指從揚州滑向渤海灣，又折入黃河口：“海船入黃河後，至洛陽段仍需內河轉運。這段河道如何？”
“這正是難點所在。”漕運使躬身答道，“黃河自汴口以西，水淺沙多，大船難行。若用海船，需在汴口換裝內河小船，增設碼頭倉儲，又是一筆開銷。”
堂內陷入短暫的沉默。炭火噼啪作響，窗外傳來風吹落葉的沙沙聲。
司馬柬終於開口：“利弊已明。海漕省時省力，卻增風險；河漕穩妥，卻勞民傷財。諸卿以為，當如何取捨？”
中書令張華沉吟道：“臣以為，可試行之。先以二十萬石糧試走海路，若成，則逐年增加。如此即便有失，亦不至動搖根本。”
“二十萬石太少，不足以試出真章。”司馬柬搖頭，“要麼不做，要做便需有規模。朕意，明年先以八十萬石改走海路。然——”
他環視眾臣：“河漕不能驟減。沿河數以萬計的漕丁、縴夫、閘工，皆賴此業為生。若漕運銳減，這些人何處謀生？沿河城鎮，多少客棧、酒肆、貨棧靠漕運養活？此事非止省費，更關乎民生。”
裴楷拱手：“陛下所慮極是。臣已令戶部核算，沿河漕運直接從業者約八萬人，連帶其家眷，涉及四十餘萬口。若漕運減量，恐生亂象。”
“所以需有安置之策。”司馬柬走回主位坐下，“今日廷議，不只要議海漕可行否，更要議如何安置河漕減下來的人丁。諸卿可有良策？”
眾人面面相覷。半晌，杜預道：“或可募其入軍？邊鎮常年缺丁……”
“不妥。”司馬柬打斷他，“漕丁多拖家帶口，且不習戰陣，強徵入軍，必生怨懟。況且邊軍要的是能戰的精兵，不是充數的民夫。”
工部尚書遲疑道：“或可令其轉事河道維護？疏浚、築堤，本就需要人力。”
“此議可採，然所需有限。”司馬柬以指節輕敲案面，“沿河八萬漕丁，河道維護能吸納多少？至多萬餘。餘者如何？”
堂內又靜下來。窗外天色漸暗，宦官悄然入內點燃燭火。跳動的火光照在沙盤上，那些代表河道險灘的小紅旗，在光影中格外刺眼。
“這樣吧。”司馬柬站起身，“今日先議到此。著漕運司詳擬海漕試行方案，戶部核算開支，工部評估船塢增建事宜。至於安置之策——”
他頓了頓：“令沿河各州刺史，十五日內呈報所轄境內漕丁詳情，並擬安置條陳。朝廷據各地實情，再定細則。”
“臣等遵旨。”
眾人退出後，司馬柬獨坐堂中，目光仍停留在沙盤上。他知道，這個決定將改變無數人的命運。海運若成，確可省下巨量人力物力，但那些被省下的人力，又該往何處去？
幾乎在同一時刻，千里之外的汴州刺史府內，刺史陳矯正對著面前的賬冊發愁。
陳矯今年四十三歲，進士出身，歷任縣令、郡丞，去年剛升任汴州刺史。汴州地處汴水要衝，城內漕丁、縴夫聚居的坊巷就有七八處。此刻他手中拿著的，正是州衙戶曹剛統計上來的數字：全州在冊漕丁九千七百餘人，連帶家眷近五萬口。這還不算依附漕運為生的腳伕、客棧掌櫃、船具匠人等。
“使君，朝廷真要改漕運？”別駕小心翼翼地問。
陳矯放下賬冊，長嘆一聲：“八九不離十。你去過汴口碼頭嗎？那些漕丁，祖孫三代都吃這碗飯。若漕運減了，他們怎麼辦？去碼頭上看，那些孩子才十來歲就跟著父兄拉縴，婦人則在岸邊補帆織網。一家老小，全指著這條河。”
他起身走到窗邊。刺史府位於汴州城北，推開窗就能看見遠處的汴水。時值傍晚，最後一隊漕船正緩緩靠岸，船工吆喝聲、縴夫號子聲隱約可聞。岸邊炊煙裊裊升起，那是漕丁家眷在生火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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