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張宗昌的直系後人(其四女張春綏)也曾明確澄清,
民間風傳的這些“詩集”和荒唐事蹟多為子虛烏有。
重新說回乾隆這位“十全老人”。
由於數量過於龐大,一直存在乾隆的詩,
是否由大臣(如沈德潛等)代筆的爭議。
不過,乾隆本人也曾承認部分詩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
但總體風格是一致的,且均經過他的審定,也能勉強算是他的詩作。
乾隆寫詩往往是為了記錄日常起居、國家大事、
巡幸遊歷等,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紀實”性質。
比如具有政治教化意義的詩:
《木蘭祠》
克敵垂成不受勳,凜然巾幗是將軍。
一般過客留吟句,絕勝錢塘蘇小墳。
乾隆借花木蘭的形象,高度讚揚了她戰功赫赫卻淡泊名利的品格。
他特意將木蘭與杭州的蘇小小這位古代名妓作對比,
強調自己推崇的是忠孝節義,而非文人雅士的兒女情長。
這首詩體現了他將文學作為政治教化和鞏固倫理秩序工具的帝王心術。
比較接地氣的田園詩:
《黃瓜》
菜盤佳品最燕京,二月嘗新豈定評。
壓架綴籬偏有致,田家風景繪真情。
乾隆以普通的黃瓜為切入點,描繪了黃瓜藤蔓攀附籬笆的鮮活姿態。
詩中“繪真情”三字,既是對農家生活本真之美的肯定,
也暗含了他對農桑民生的關注,展現了他詩歌中少見的“接地氣”風格。
最具歷史紀實價值的詩:《西師底定伊犁捷音至詩以述事》
通守錢塘記大蘇,取之無盡適逢吾。
長堤萬古傳名姓,肯讓夷光擅此湖。
1755年平定準噶爾後,乾隆在杭州蘇堤寫下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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