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正德年間，河套為韃靼一代雄主達延汗所有。
弘治十一年（1498）、十四年（1501）。
明軍曾於十一年、十三年兩次出擊河套，均無成效。
兩次合計斬敵不足五十級，卻遭到了達延汗的瘋狂報復，屢屢以大軍寇邊，明朝損失慘重。
正德年間，總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鎮軍務楊一清曾主張恢復東勝衛。
以黃河為天險，東接大同，西接寧夏，收復河套之後，可以屯田數百萬畝。
如果這個方案不能透過，那至少也得修築邊牆來抵禦敵人。
但此議為劉瑾所駁，並以其浪費邊疆費用為由將其下獄，經過李東陽等人的營救方才出獄。
大規模的“搜套”軍事行動畢竟不多。
對於機動性極強的蒙古騎兵，明朝採取了歷史上防禦游牧騎兵最常規的做法：大規模修築邊牆。
整個邊牆防禦由牆、臺、墩、堡組成，體系嚴密而花費巨大。
早在正統末年東勝衛撤廢，蒙古遊騎陸續進入河套之時。
明朝邊將王驥、王禎等在陝北沿邊一帶建築了一批營堡、墩臺，陸續設定二十四所。
每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屯戍守，又在綏德以北增築榆林城作為邊防樞紐。
接替王銳擔任延綏巡撫一職的餘子俊。
在邊疆的修築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借紅鹽池之戰勝利後韃靼遠遁之機；
在數年間築起了一道長達一千七百餘里的邊牆。
延綏鎮治所也從綏德城北遷到邊牆上的榆林，向前推進了二百五十餘里。
由於餘子俊所修長城以因山為險為原則，故而有許多屯田被隔在邊外白白浪費，損失巨大。
弘治年間（1488—1505年）延綏巡撫文貴又在其外再修了一道邊牆，這道邊牆被稱為“大邊”。
餘子俊所修的邊牆則被稱為“二邊”。
嘉靖年間，韃靼的侵掠更加嚴重。
朝廷關於修築邊牆和復套的聲音一直沒有斷絕，而這其中的代表就是曾銑。
曾銑大放異彩是在遼東平定廣寧、遼陽、撫順三城叛亂，不久即調往山東任巡撫。
他主持了運河上的重鎮臨清新城的修築，隨即又馬不停蹄地提督雁門關等處，併兼巡撫山西。
由於他在山西的兩年時間裡，蒙古並沒有入寇。
嘉靖帝對於宣大、山西的官員進行封賞。
曾銑得到封賞，再兼兵部侍郎，不久又調任陝西三邊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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