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林振邦說，“美元雖然是老大，但也不是永遠不倒。我們要給自己留條後路。”
1967年，國家發展銀行在新加坡設立了第一家海外分行。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金融中心，各國銀行都在這裡設有分支機構。發展銀行的新加坡分行主要開展貿易融資、專案貸款、資金拆借等業務，為南洋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提供金融服務。
1968年，對外貿易銀行在香港設立了分行。香港是東亞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南洋僑匯的最大來源地。
香港分行的主要業務是僑匯、貿易結算、外匯交易。
1969年，兩家銀行又在曼谷、雅加達設立了分行，業務範圍覆蓋了整個東南亞。
海外分行的設立，不僅拓展了南洋銀行的業務空間，也提升了南洋金融的國際影響力。以前，南洋企業到國外投資。
只能找外資銀行貸款，條件苛刻，手續繁瑣。現在有了自己的銀行，貸款方便多了，條件也優惠多了。
而海外銀行的建立，不僅可以幫助南洋共和國的企業跨國發展，也可以幫助南洋共和國投資貸款，從而控制他國陷入困頓的優質企業，拿到企業股份。
到1969年底，南洋國有銀行己在海外設立了八家分行，資產總額達到一億南洋元，成為東南亞重要的跨國銀行。
這些海外分行大量投資當地優質企業，讓國有資產又進一步提高。
而到了冷戰最高潮的期間，隨著南洋共和國為了驅離美國軍事基地，開始有意無意的向蘇聯靠攏，美蘇兩國都在拉攏南洋。
美國希望透過經濟援助和貸款，把南洋牢牢綁在自己的戰車上。蘇聯則試圖透過提供優惠貸款和貿易機會，把南洋拉入社會主義陣營。
虞嘯卿的策略是：在金融領域保持中立，不選邊站隊，誰的援助條件好就接受誰的，但絕不接受任何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
1967年，美國提出向南洋提供五千萬美元的低息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條件是南洋必須支援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禁止蘇聯船隻使用南洋港口。
虞嘯卿拒絕了。他說：“南洋需要貸款，但不需要施捨。我們不會用主權做交易。”
1968年，蘇聯提出向南洋提供三千萬盧布的貸款，條件是南洋允許蘇聯在新加坡設立海軍補給站。虞嘯卿同樣拒絕了。
“我們不是任何人的棋子。”他在一次記者會上說，“南洋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不做任何人的馬前卒。”
這種獨立自主的金融政策，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評論說：“南洋是亞洲少有的不選邊站隊的國家。他們的金融自主政策，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
1970年，央行開始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工具調控經濟。
那一年，由於越南戰爭帶來的需求旺盛，經濟出現了過熱的苗頭。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擴張過猛，物價開始上漲。如果不加控制，很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央行的對策是：提高利率，收緊信貸。
存款利率從百分之三提高到百分之西，貸款利率從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企業貸款成本增加了，投資衝動被抑制了。存款收益增加了，老百姓更願意存錢了。
存款準備金率也同時提高。銀行每吸收一百元存款，必須向央行繳納的準備金從十元提高到十五元。銀行可用於放貸的資金減少了，信貸擴張的速度降下來了。
這些調控措施立竿見影。1970年下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上半年的百分之二十五降到百分之十五，信貸增速從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二十，物價漲幅從百分之八降到百分之西。
“調控就像開車。”林振邦打了個比方，“油門踩大了要鬆一鬆，剎車踩多了要放一放。關鍵是掌握好節奏，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1971年，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央行又開始降息、降準，刺激經濟增長。利率從百分之八降到百分之六，準備金率從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十二。
這種逆週期調節的思路，在當時是很超前的。很多發展中國家還在被動應對經濟波動，南洋己經開始主動調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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