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長由前大律師李光前擔任。他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南洋議會不是西方那種執政黨與反對黨吵架的地方。我們的任務，是把國家的意志轉化為法律，把人民的訴求上升為制度。”
議會的第一項立法，是《立法法》，規範了立法程式。法律規定，法律草案可由內閣、議員、最高法院提出，經議會三讀審議，表決通過後，由總統簽署頒佈。
但法律還有一個特殊的“前置審查”程式:所有涉及國家安全、軍事、外交的法律草案，在提交議會審議前，必須先送軍方總司令部審查。審查不透過的，不得進入立法程式。
這個程式沒有寫在憲法裡，而是以“內部工作規定”的形式存在。議會里有人提出異議，李光前只說了一句:“這是非常時期的必要安排。”異議者便不再說話了。
1951年至1953年，議會先後通過了《刑法》《民法通則》《行政法通則》《公司法》《土地法》《教育法》《能源法》等三十餘部基礎法律，初步搭建了國家法律體系的骨架。
司法體系的獨立建制，是這一時期最複雜的工作。
憲法規定，司法獨立，法官只服從法律。但誰來當法官？怎麼保證法官的判決符合國家利益？
虞嘯卿的解決方案是:司法獨立，但司法人員必須“政治上可靠”。
最高法院首任院長是原軍政府軍法處處長鄭紹良。他是虞嘯卿的老部下，跟著虞嘯卿從雲南打到緬甸，後來又隨虞嘯卿來南洋。
他懂法律——在軍政府時期，他主持編纂了《軍管條例》《戰時刑法》等一批軍事法規。
“紹良，”虞嘯卿在任命他時說，“你從軍法處處長變成最高法院院長，身份變了，但任務沒變。用法律維護國家穩定，打擊一切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行為。”
鄭紹良立正敬禮:“總司令放心。”
最高法院之下，設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基層法庭西級。高等法院設在大區首府，地方法院設在省城，基層法庭設在縣城。
法官的選任，採取“任命+考核”制。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任命、議會批准;高等法院及以下法官，由最高法院提名、總統任命。
所有法官在任命前，必須經過國家安全審查——審查內容包括個人履歷、政治傾向、社會關係、經濟狀況。
“我們要的不是隻會背法條的書呆子。”鄭紹良在法官培訓班上說，“我們要的是懂國情、知民意、顧大局的法官。法律是死的，但適用法律的人是活的。”
“同樣一條法律，不同的法官能判出完全不同的結果。為什麼？因為對國情的理解不同，對政策的把握不同。”
他舉了個例子:刑法裡有一條“破壞生產罪”，規定破壞工農業生產、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什麼叫“重大損失”？損失一萬塊算重大，還是十萬塊算重大？一個工人因為不滿工資待遇，故意損壞了機器，是判三年還是判十年？
“如果你只看法條，你會說，按損失金額來定。但如果你懂國情，你就會考慮:現在國家正在搞工業化，每一臺機器都是花外匯買來的。”
“每一個工廠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建起來的。破壞機器，不僅是財產犯罪，更是破壞國家建設。這個性質，就嚴重了。”
這就是南洋司法體系的底色:法律服務於國家發展，司法保障社會穩定。
三權框架的實質執行，很快在一次突發事件中得到檢驗。
1952年秋天，新加坡碼頭工人罷工。罷工的起因是工資待遇問題，但背後有外國勢力的影子。
美國中情局透過其在工會的代理人，煽動工人鬧事，企圖破壞新加坡港的正常運轉。
新加坡是南洋最大的港口，每天有上百艘貨輪進出，橡膠、錫礦、石油的出口全靠這個港。碼頭一癱瘓，整個國家的經濟都要受影響。
唐基內閣緊急開會，討論應對方案。勞工部長主張談判，滿足工人的部分訴求;內政部長主張強硬，派警察驅散罷工工人。雙方爭執不下。
唐基打電話給虞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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