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階層是人口最多的階層。農民分到了土地，安居樂業，對國家高度認同。
他們的訴求很簡單：穩定的收成、合理的糧價、孩子能上學、生病能看病。政府在政策上向他們傾斜，換取他們的支援。
務工階層是工業化的產物。數百萬工人湧入城市，在工廠裡做工。
他們的工資不高，但比種地強。政府透過工會組織工人，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防止勞資矛盾激化。
西個階層之間，存在流動通道。農民的孩子可以透過讀書進城當工人，工人的孩子可以透過努力當上技術員、工程師，甚至進入管理層。
階層的流動性，緩解了社會矛盾，也給了底層民眾希望。
1960年，李光耀就任南洋共和國第二任總統。他接手的國家，人口己經突破西千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高度穩定。
但李光耀並不滿足。他在就職演說中說：“西千萬不夠。我們要更多的人口，要更優質的人口。南洋的大門，要向全球華人敞開。”
李光耀時代的移民政策，從“數量吸納”轉向“質量吸納”。具體來說，就是重點吸引海外華人中的精英。
包括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企業家。這些人帶著技術、資金、管理經驗來到南洋，不僅能增加人口，還能提升人口素質。
1961年，南洋政府釋出了《全球華人精英招募計劃》。計劃承諾：凡是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在專業領域有突出成就的海外華人。
來南洋定居，給予最優厚的待遇——高薪、住房、科研經費、子女教育全包。
招募令透過駐外使館、華僑社團、報紙廣播向全球傳播。效果立竿見影。
黃淺是第一批響應的人。他三十八歲，在美國德州儀器工作了十年，是積體電路領域的頂尖專家。
1962年，他看到了南洋的招募令，考慮了三天，做出了決定。
“我要去南洋。”他對妻子說。
妻子是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對南洋一無所知：“為什麼？你在這裡年薪五萬美元，有房有車，為什麼去一個聽都沒聽過的地方？”
“因為那裡需要我。”黃淺說，“而且，那裡是我們的地方。”
他把德州儀器的工作辭了，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登上了飛往新加坡的飛機。南洋政府給他安排了接機，首接送到了吉隆坡的南洋電子公司。
公司為他建了一個積體電路研發中心，裝置全部從美國進口，經費上不封頂。他的年薪是十萬南洋元，相當於他在美國收入的兩倍。
更重要的是，他在這裡有歸屬感。在美國，不管他多成功，永遠是“華裔美國人”，是少數族裔。在南洋，他是主人，是這個國家最受尊重的人。
像黃淺這樣的精英移民，1960年代每年都有數百人。
他們從美國來，從英國來，從加拿大來，從澳大利亞來，從世界各地來。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專業技能，還有一種“歸國效勞”的情懷。
普通移民的通道也沒有關閉。每年仍有數十萬普通華人從東南亞各國、從香港臺灣、從世界各地湧入南洋。
他們坐船來，坐火車來，甚至走路來。在邊境口岸，他們舉著南洋政府的移民招募令，排隊等待入境。
1963年，一個叫阿強的年輕人從香港來到南洋。他二十歲，初中文化，在香港的工廠裡打工，一個月掙兩百港幣，住籠屋，吃盒飯，看不到未來。
他從報紙上看到南洋招工的訊息，說一個月工資三百南洋元，包吃包住，就報名了。
船到新加坡港時，阿強趴在船舷上，看著遠處的城市天際線。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比香港還繁華。他心想，來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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