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清明節，他帶著文學院的學生去吉隆坡郊外的南天門戰役紀念碑掃墓。
那座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南天門戰役中犧牲的南洋籍將士而建的。
阿譯站在碑前，給學生們講南天門的故事。他沒有講戰略戰術，沒有講勝敗得失，他只講了人。
講那些陣地上死之前還保持著射擊姿勢計程車兵，講那個犧牲前把最後一口乾糧塞給戰友的機槍手，講那些一輩子沒有回過老家、最終埋在南天門上的年輕人。
“你們現在站著的這片土地，是乾淨的。”他對學生們說，“因為有人用命把它洗乾淨了。”
說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發黃的紙，開始念。那是一首詩，是他自己寫的，寫在南天門戰役結束後的那個晚上。
那晚他蹲在戰壕裡，藉著炮彈爆炸的餘光，用沾滿泥巴的手指在紙上歪歪扭扭地寫的。他沒有告訴任何人這首詩的存在，連龍文章都不知道。
詩是這樣寫的：
“異國青山葬忠骨，
南天殘雪化春泥。
我輩偷生非怕死，
留取薪火照後人。”
唸完，他把那張紙收好，對著紀念碑鞠了三個躬。
1970年代，阿譯己經年過六旬，是南洋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元老。但他從未離開過講臺。
虞嘯卿和李光耀多次請他出任教育部長，他都婉拒了。
他說：“我做不了官。我不會開會，不會搞預算，更不會跟人爭權奪利。我只會站在講臺上，對著年輕人說話。讓我留在教室裡，比讓我坐在辦公室裡更有用。”
他用另外一種方式參與了政策的制定。南洋的語言政策、華文教育標準、教材審查制度，很多核心檔案都是他參與起草的。
他提出“華語是南洋的國語，是所有華人的共同語言”；他堅持在各級學校中開設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課程。
他說“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就不會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李光耀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林譯這個人，看起來溫和，其實極其堅定。在教育理念上，他寸土不讓。”
晚年的阿譯，住在南洋大學分配給退休教授的教師公寓裡。房子不大，兩室一廳，客廳裡三面牆都是書架，放滿了書。
有他從上海帶出來的幾本英文原版書，在禪達用油紙包著藏在胸口一路背到南洋；有一整套二十西史。
是虞嘯卿在1970年代以個人名義送他的；有一本己經很舊的《唐詩三百首》，扉頁上記著南天門戰役的日期和每一個犧牲者的名字。
老伴走在他前面，子女都己成家立業。他一個人的日子過得很簡單，早晨泡一杯清茶，讀兩個小時書，然後去校園裡散步。
下午有時會有年輕教師來請教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解答，偶爾還會留人吃飯。
龍文章、孟煩了這些老兄弟，隔三差五就會來看他。迷龍每次來都帶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嘴裡嚷嚷著“林妹妹你一個人住吃不好”。
阿譯表面上說“不用不用”，等人走了，開啟那些東西，發現都是自己年輕時在上海愛吃的點心，愣上半天才能緩過來。
唯一不同的是，他不愛湊麻將桌。弟兄們打牌喝酒到半夜的時候，他通常坐在旁邊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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