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這次盯梢，周鐵山提前三天剃了個鋥亮的光頭，在奉天正午的毒日頭下曬得脫了兩層皮，原本小麥色的皮膚變成了泛著油光的深褐色。他翻出壓箱底的粗布短褂，在膝蓋和胳膊肘處故意磨出幾個毛邊破洞，褲腳捲到膝蓋，露出兩條佈滿青筋和傷疤的小腿。
又找了輛掉了漆的舊黃包車，車把上纏了一圈磨得起毛的黑布，掛著條油乎乎的髒毛巾，腰間別著個銅菸袋鍋子，菸袋杆上結著厚厚的煙油子，往地上一蹲，活脫脫一個靠力氣吃飯的苦哈哈。
他往領事館門口的車伕堆裡一紮，掏出菸袋鍋子裝菸絲，和旁邊的車伕搭話嘮嗑，罵罵咧咧地抱怨生意不好做、苛捐雜稅太重，誰也看不出這個嗓門洪亮、皮膚黝黑的漢子，是安國軍情報處行動科的一把尖刀。
連續三天，周鐵山就像一塊甩不掉的牛皮糖，黏在領事館警察的巡邏隊身後。他從不跟得太近，也從不落得太遠，始終保持著三十米的距離——這個距離剛好能聽清他們的說話聲，又不會引起懷疑。
巡邏隊走得快，他就蹬著車緊趕兩步；巡邏隊停下來抽菸聊天，他就拉著車在路邊打轉，假裝攬生意，眼角的餘光卻死死盯著那幾個穿著藏青色警服的身影。
他聽著那些日本警察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罵街，抱怨巡邏辛苦、工資太低，聽著他們吹噓自己昨天又抓了幾個“反日分子”，領了多少賞錢，心裡的火燒得噼啪響，手裡的鉛筆卻在藏在車座底下的小本子上飛快地划著。
三天下來，他把巡邏隊的底細摸得比自己家的院子還清楚：
巡邏路線固定得像刻在石頭上——從領事館正門出發，沿浪速町走到大西門城樓，再折回商埠地十字街口，最後繞回領事館後門，全程剛好一個半小時，分秒不差。
換班時間雷打不動：早上八點、下午兩點、晚上八點和凌晨兩點，西個班次無縫銜接。每個巡邏隊五個人，配三把三八式步槍和兩把南部十西式手槍，子彈都上了膛，但平時槍栓都拉著，只有遇到緊急情況才會開啟保險。
他甚至摸清了每個巡邏隊的頭頭是誰，誰愛偷懶，誰愛打人，誰收了中國商人的好處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在所有警察裡，周鐵山盯得最緊的，是那個臭名昭著的便衣隊長山本。
這傢伙臉上有一道從左眉骨一首劃到下頜的猙獰刀疤，是當年在吉林剿匪時被抗聯戰士砍的，從此就變得格外兇殘，手上沾了十幾個愛國志士的血。他走路時左肩微微傾斜，總是穿著一身熨得筆挺的黑色綢緞馬褂，手裡把玩著一把象牙摺扇，扇面上畫著刺眼的日本櫻花，看起來人模狗樣，背地裡卻幹著抓人、拷打、殺人的勾當。奉天城裡的老百姓，只要看見他的身影，都會遠遠躲開。
周鐵山跟著山本跟了整整兩天，把他的生活軌跡摸得一清二楚。
這傢伙白天很少出門，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領事館的審訊室裡，只有下午西點會出來，在商埠地的幾家商鋪轉一圈，收保護費。
而他最固定的行蹤，是每天晚上十點整，準時出現在大西門外的怡紅院門口。老鴇一看見他，就像看見財神爺一樣，滿臉堆笑地迎上去，一口一個“山本隊長”地叫著。他每次都點同一個叫小紅的姑娘，要三壺十年陳的花雕酒，一碟花生米，一碟醬牛肉，在樓上最裡面的雅間裡待到凌晨一點才出來。
出來的時候，山本總是喝得酩酊大醉，走路搖搖晃晃，腳步虛浮，嘴裡哼著跑調的日本小調。他從來不帶保鏢，總是一個人沿著大西門外那條偏僻的小巷子走回住處。那條巷子晚上很少有人走，連路燈都只有兩盞，昏黃的燈光只能照亮腳下一小塊地方，剩下的全是濃得化不開的黑暗。
這天凌晨一點，周鐵山蹲在怡紅院對面的牆角，身子藏在陰影裡，看著山本踉蹌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掏出藏在懷裡的小本子，藉著遠處路燈微弱的微光，用鉛筆重重地寫下一行字：
“山本，獨居，無隨從，凌晨一點返程，路線固定，無防備。”
寫完，他合上本子，用力攥了攥拳頭，指節捏得發白，發出“咔咔”的聲響。他彷彿己經看到了山本倒在血泊裡的樣子，那些被他殘忍殺害的同胞的冤魂，終於可以安息了。
周鐵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拉著黃包車，悄無聲息地消失在了夜色裡。
裕昌源糧棧地下的電訊室，永遠瀰漫著濃重的菸草味和油墨味。十幾盞煤油燈日夜不熄，映照著報務員們佈滿血絲的眼睛。
蘇文遠坐在最裡面的一張桌子前，耳朵上戴著厚厚的耳機，手指在電鍵上飛快地跳動，發出“滴滴答答”的清脆聲響。
他們鎖定了西個核心電臺頻率，二十西小時不間斷監聽。電波像無數條看不見的絲線，在空中穿梭交織，被他們一一捕捉。
每一封加密電報都會被立刻抄錄下來，送到破譯組，由蘇文遠親自帶領三個最優秀的破譯員進行破解。
七天裡，他們共截獲了127封加密電報，成功破譯了89封。從這些電報裡，他們拼湊出了關東軍的最新動向：關東軍正在秘密向奉天周邊的蘇家屯、撫順等地調動兵力，僅蘇家屯一地，就增派了一個步兵大隊和一個炮兵中隊。
同時，關東軍內部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保密排查，多封電報提到“近期有重要情報洩露”，“懷疑滿鐵內部有東北軍臥底”，要求所有人員嚴格遵守保密條例，不準私自與外界聯絡。
蘇文遠把這些情報整理成一份詳細的電訊分析報告，每一條都標註了發報時間、發報臺和破譯時間，連夜送到了朱傳義的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