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8日，當陳樹坤在天台上眺望珠江、思考海軍與暗處之敵時，他並不知道，一場將徹底改寫南洋地緣政治的慘案，正在珠江對岸那座小島上醞釀。（這裡宣告一下，文中發生的慘案都是參照歷史中發生的慘案寫出來的）
同一天，清晨七點半。
沙面島——珠江白鵝潭畔的沙洲，自1859年起便是英法租界。六座橋樑連線廣州城，卻又將兩個世界生硬隔絕。島上綠樹濃廕庇日，西式洋樓鱗次櫛比，教堂的晨鐘與俱樂部的舞曲，終年在微風裡纏繞。
一水之隔的西關，卻是密密麻麻的騎樓街巷，叫賣聲、車軲轆聲，揉著人間煙火，在晨光裡漫開。
晨光斜斜灑在沙面西橋的青石板上，映出細碎的光斑。梁伯推著他的粥車，吱呀呀的木輪聲，碾破了清晨的寧靜。
這輛粥車跟了他二十年，車幫磨得發亮，兩隻大木桶裡，白粥微微沸著，飄出淡淡的米香，鹹菜的鹹鮮混在其中，是碼頭苦力、黃包車伕們最廉價的暖腹早餐。
六十二歲的梁伯，頭髮花白如霜，腰背微駝，卻依舊能穩穩推著車，走向他的“老位置”——西橋外五十尺的大榕樹下。二十年，風雨無阻。
可今天，粥車剛停穩，那抹刺眼的猩紅就撞入眼簾。
是錫克巡捕。近兩米的身高，深褐色皮膚，濃密的絡腮鬍纏在頜下，猩紅的頭巾裹著腦袋，一身英式警服熨得筆挺，腰間的警棍油光鋥亮，在晨光裡泛著冷光。他是英國人的忠僕，印度旁遮普人，祖上世代為英軍服役。
“臭豬！”錫克巡捕的廣東話裹著生硬的腔調，警棍“啪”地狠狠砸在粥車木桶上，“說過不準靠近橋五十尺！耳朵聾了？”
梁伯忙佝僂著腰賠笑，從懷裡摸出兩枚磨得光滑的銅板，雙手遞上去：“阿Sir，行行好，今天風大，我就挪近一點點……”
話音未落，警棍橫掃而來。
不是砸桶，是砸人。
“砰”的悶響，結結實實砸在梁伯大腿外側。老人“哎喲”一聲踉蹌，粥車瞬間失去平衡，朝一側傾倒。
大半桶滾燙的白粥，嘩啦一聲，盡數潑在梁伯的左腿上。
粗布褲子瞬間溼透，滾燙的熱力穿透布料，灼得皮肉滋滋作響。梁伯慘叫著摔倒在地，抱著左腿在青石板上翻滾，腿上肉眼可見地鼓起一片片水泡，透亮油紅，在晨光裡刺得人眼疼。
錫克巡捕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在梁伯手邊的水泡上，他抬腳碾了碾地上的粥漬：“再敢來，打斷你另一條腿！”
恰在此時，一隊安南巡捕從橋上走過。清一色竹笠、土黃色制服，是法國從越南殖民地調來的爪牙。領頭的小個子瞥見這一幕，咧開嘴，露出被檳榔染黑的牙齒，用生硬的粵語朝同伴鬨笑：
“看！中國豬的早餐灑了！”
安南巡捕們轟然大笑，有人故意用步槍托戳了戳翻倒的粥桶，讓剩下的白粥全流進陰溝，混著汙泥，變成渾濁的漿糊。
橋上，一個英國領事館的白人職員夾著公文包經過，瞥了一眼橋頭的鬧劇，面無表情地低頭翻著《字林西報》，腳步未停，彷彿眼前的痛苦與狼狽，不過是路邊的一灘積水。
梁伯蜷縮在地上，咬著牙，再沒敢發出一聲慘叫。他慢慢摸索著爬起來，一瘸一拐地收拾散落的粗瓷碗，把沒摔碎的摞起來，又用破布一點點擦著地上的粥——不是心疼粥，是怕路過的人滑倒。
周圍，幾個早起的中國苦力、黃包車伕低著頭，腳步匆匆地繞過他，沒人敢停，沒人敢扶，甚至沒人敢多看那錫克巡捕一眼。
二十年了，沙面橋的清晨，從來都是這樣。
晨光漸烈，灑在沙面南碼頭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法國炮艦“阿爾及爾人號”停泊在泊位，艦身鏽跡斑斑，卻依舊透著威懾——138毫米的主炮黑洞洞的，斜指廣州城方向，像一隻蟄伏的野獸，盯著對岸的人間。
這艘1898年下水的舊式炮艦，老態龍鍾，卻依舊是殖民者的底氣。
清晨八點一刻，西個法國水兵搖搖晃晃走下舷梯，渾身酒氣熏人——他們昨晚在沙面法國俱樂部喝到凌晨三點，腳步虛浮，眼神渾濁。
“洗衣婦！我們的衣服！”一個水兵用生硬的中文喊著，舌頭打了結，酒氣噴在風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