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前門火車站。下午兩點十五分。
一列從莫斯科經滿洲里入境的國際列車緩緩停靠。蒸汽從車頭兩側噴出來，白色的，在北京乾冷的空氣裡散得很快。
站臺上有人舉著牌子。中俄雙語。“熱烈歡迎蘇聯文化交流代表團”。紅底白字。牌子是新做的，油漆味還沒散。
代表團一共九個人。從車廂裡下來。穿著統一的深灰色呢子大衣。每個人都戴著蘇式棉帽。護耳放下來了。北京的十二月比莫斯科暖一點，但對蘇聯人來說，護耳放不放下來不是因為冷不冷，是習慣。
第西個下車的人。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科洛索夫。
護照上的身份，蘇聯文化部對外聯絡司三等秘書，安德烈·彼得羅維奇·沃爾科夫。專長，東方藝術史。此行目的，協助籌備明年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巡迴展。
科洛索夫踩上站臺的水泥地。鞋跟碾了一下地面。硬的。乾的。跟莫斯科十二月的泥漿地完全不同。
他的灰綠色眼睛掃了一圈站臺。速度不快。像一個初次到訪的文化幹事該有的好奇。但他掃的不是站臺上的標語和橫幅。他掃的是出口。兩個。東出口有三個便衣。西出口有一輛吉普，車門上沒有標誌，但底盤比民用車高了五釐米。
中國人的警衛部署。粗糙。但到位。
接待方是文化部的一個科長。姓吳。圓臉。笑容很熱情。握手的時候兩隻手一起上來。
“沃爾科夫同志，歡迎歡迎！路上辛苦了！”
科洛索夫用帶口音的中文回了一句。“不辛苦。火車上睡了三天。”
吳科長笑了。“蘇聯同志幽默！”
代表團被大巴車接走了。住北京飯店。東長安街。蘇聯代表團每次來都住這兒。房間提前打掃過。暖氣燒得很足。桌上擺著一盤蘋果和一壺熱水。
科洛索夫進了房間。關門。沒碰蘋果。沒碰熱水。
他從行李箱的夾層裡取出了一個筆記本。皮面。舊的。邊角磨了毛。不是新配的掩護道具，是他在莫斯科用了三年的工作本。
翻開。
第一頁貼著一張手繪地圖。北京城區。比例尺一比兩萬。等高線標得很細，跟軍用地圖差不多。右下角寫著一個日期，十二月五日。他花了一週時間，根據克格勃北京站提供的材料，自己畫的。
地圖上有三個紅圈。
第一個圈。琉璃廠。
第二個圈。椿樹衚衕。
第三個圈。琉璃廠和椿樹衚衕之間的街道，用紅線連了起來。旁邊標註：“聚寶齋。古玩鋪。店主，陳正。男。三十一歲。獨居（存疑）。一九五一年接手鋪面。此前履歷，空白。”
空白。
科洛索夫的鉛筆在“空白”兩個字下面畫了一道線。
克格勃北京站的情報員花了西天時間排查，從椿樹衚衕的街道辦、派出所、居委會的登記冊裡翻出了陳正的戶籍資料。資料很乾淨。太乾淨了。一個古玩鋪的老闆，五一年搬來，登記表上填的籍貫是安徽，職業是“個體手工業者”。沒有家屬欄。沒有社會關係欄。一個人。一間鋪面。
這種乾淨的檔案在情報學裡有個專門的術語，“洗過的”。
科洛索夫不需要看戶籍就知道陳正的檔案被處理過。一個三十一歲的男人，在中國，一九五一年之前沒有任何可追溯的記錄，那說明有人幫他擦掉了所有痕跡。能做到這件事的，在中國，只有兩個系統。
第一，軍事情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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