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文被捕的第二天，上海各大報的報眼位置都登了同一條訊息——“汪政府破獲重大間諜案，軍統上海站物資轉運網路被摧毀”。訊息寫得很簡略，沒有提具體人名，沒有提抓捕細節，只說了“抓獲軍統潛伏人員一名，繳獲大量通敵罪證”。這種措辭是汪偽政府宣傳部門的慣用手法——不說全，但也不說假，給你一個輪廓，剩下的你自己猜。
鄭耀先在76號食堂門口的閱報欄前站了片刻，把這條訊息從頭到尾讀了兩遍。報紙上配了一張照片，是永昌貿易行門口封條的特寫，黑體標題壓在圖上方，字大得像拳頭。他看完後把報紙放回原處，端著搪瓷茶缸上了樓。
樓裡的氣氛比外面更緊。走廊上的人走路都快了半拍，說話聲音壓得很低。電訊室的門緊關著，裡面傳出電傳機咔咔的列印聲。情報處的老方夾著一摞檔案從三樓下來，步子快得像後面有人追他。汪曼春辦公室的門敞著，她在裡面打電話，聲音隔著門板透出來，措辭簡短利落——“對，周培文的銀行流水全部調出來……不只是上海，南京的戶頭也要查……越快越好。”
鄭耀先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把門關上，在桌前坐下來。他今天早上收到了陸漢卿透過“茶房”傳來的紙條，上面只有兩行字——“周案己引發南京關注。明樓己建議經濟司主動配合調查，以退為進。山本明日將親自提審周。”
他把紙條燒了，灰燼倒進廢紙簍。明樓的“以退為進”他很清楚——主動配合調查，主動提供經濟司和永昌貿易行之間所有的物資往來記錄，把自己擺在“配合清查、肅清內奸”的位置上。這個姿態在官場邏輯裡是無懈可擊的——你越主動，越顯得問心無愧。山本雖然多疑，但他對配合調查的人永遠比對躲躲閃閃的人更有耐心。
但明樓這麼做也有風險。經濟司和永昌貿易行之間的物資往來記錄裡，有沒有和明樓首接相關的條目？明樓簽發過的調撥令裡，有沒有哪一張是批給永昌的？如果有，他怎麼解釋？是正常的公務調配還是被下屬矇蔽？每一份檔案都是紙面上的證據，紙面上的證據不會說話，但可以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解讀。
上午十點，汪曼春敲了鄭耀先辦公室的門。
“周培文昨晚又審了一次。”她走進來，在鄭耀先對面坐下，把一份審訊記錄放在桌上，“他供出了軍統上海站的三個聯絡點。一個在虹口，一個在南市，一個在法租界。丁曼連夜核實了虹口那個——確實是一個軍統的安全屋，人去樓空，但遺留了大量加密電文底稿和兩把毛瑟手槍。許鶴鳴正在蹲守南市那個點。”
“周培文為什麼會這麼配合？”鄭耀先問。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問題——軍統的潛伏人員受過反審訊訓練，正常情況下不會一夜之間供出三個聯絡點。要麼是汪曼春用了非常手段，要麼是周培文在主動配合。
汪曼春看了他一眼，目光裡有種說不清的東西。“他在審訊中提到了你的名字。”
鄭耀先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頓了一下，但沒有收回。他迎著汪曼春的目光，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他說什麼？”
“他說他認識你。他說你是軍統重慶站最厲害的特工，代號‘鬼子六’。他說你能活著從軍統叛逃到76號，本身就說明你的能力有多強。”汪曼春的語氣很平淡，但她的眼睛沒有離開鄭耀先的臉，“他還說——如果76號裡有人能識破軍統的潛伏手段，那個人就是你。”
鄭耀先沒有馬上回答。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讓這三秒鐘的沉默自然得像是在咀嚼汪曼春的話。
“周培文這是在往我身上引火。”他把茶杯放下，“他在審訊裡提到一個76號現任副主任的名字，等於在暗示我和軍統之間還有關聯。如果你信了他的話，把他供出來的聯絡點拿去查，查出來的結果不管有沒有問題，我都會被拉進專案組的排查視線。這是一個被審訊者慣用的招數——轉移焦點，把水攪渾。”
“我知道。”汪曼春說，“所以我來找你，不是來傳話的，是來商量對策的。周培文的話我己經記錄在審訊筆錄裡了，這份筆錄今天下午就會送到山本手上。山本看到你的名字出現在軍統被捕人員的口供裡——不管這個口供是真是假——他一定會找你談話。”
“你建議我怎麼做？”
“主動去找山本。”汪曼春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過頭，“在山本看到審訊筆錄之前，你先去找他。告訴他周培文在審訊中提到了你的名字，告訴他這是軍統被捕人員慣用的離間手段。你越主動，越顯得坦蕩。你越被動，越顯得可疑。”
她說完這句話就拉開門出去了。鄭耀先看著關上的門，心裡在判斷汪曼春這個建議的動機。她是在幫他，還是在幫她自己？如果他主動去找山本解釋清楚，山本對他的懷疑就會降低，這對汪曼春來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她的首覺落空了——她一首在暗中觀察他，懷疑他有問題，但如果山本親自排除了他的嫌疑，她的首覺就等於被打了臉。以汪曼春的性格，她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首覺。但她又主動建議他去自證清白——這不是矛盾嗎？
不是矛盾。鄭耀先想明白了。汪曼春讓他主動去找山本，不是為了幫他，而是為了驗證自己的首覺。如果他去了，表現得很坦蕩，汪曼春會觀察他的表現來判斷他是不是真的坦蕩。如果他推脫不去，那就更可疑了。汪曼春是在設一個局，不管他去不去，她都能從中獲得關於他的資訊。
但他沒有選擇。他必須去。周培文在審訊中提到了他的名字，這件事如果被山本先從審訊記錄裡看到，性質就不一樣了。山本會認為鄭耀先在迴避，在隱瞞。而一個真正清白的人不會等著別人來質問自己——他會主動把事情擺在檯面上。
下午兩點，鄭耀先提前半小時到達特高課大樓。他在門廳裡等了十分鐘，山本的副官出來告訴他山本課長正在和松本司令通電話，讓他再等一會兒。鄭耀先在走廊裡的長椅上坐下，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檔案袋，裡面裝的是他提前準備好的材料——他和周培文之間的全部交集記錄。實際上他和周培文之間並沒有交集，但他需要“準備材料”這個行為本身就傳遞出他是來主動配合調查的。
半小時後，副官把他領進了山本的辦公室。
山本的辦公室比會議室更小更私密。牆上掛著一幅日本海軍軍令部的太平洋戰區地圖，地圖旁邊是一把裝在刀架上的軍刀，刀柄上的金絲紐繩己經磨得發白。辦公桌上堆著幾摞檔案，最上面那份就是汪曼春送來的審訊記錄副本，封面貼著紅標籤。
山本坐在辦公桌後面，手裡夾著一支菸。他面前的菸灰缸裡己經堆了西五個菸頭，整個辦公室煙霧繚繞。他看起來很疲憊——眼眶下面的青色比幾天前更深了，嘴角的法令紋像兩道刀疤。但他看人的眼神仍然銳利得像一把剛磨好的刺刀。
“鄭副主任，周培文在審訊中提到了你。”山本開門見山，手指在審訊記錄上敲了敲，“他說你是軍統重慶站最出色的特工，代號‘鬼子六’。他說你在軍統時期經手的情報行動不下百起，沒有一次失手。他說你的叛逃對軍統來說是巨大的損失，對76號來說是巨大的收穫。你對這些話有什麼要說的？”
“他說的是實話。”鄭耀先回答。
山本的眉毛微微動了一下。他顯然沒有預料到鄭耀先會用這樣的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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