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迅速與各地義軍聯絡，提出的口號極有煽動力：“不驅韃虜，非劉姓子孫；不復漢制，非炎黃後裔。”更妙的是，他找到了劉世民後裔——一個在民間教書的窮秀才，奉為“漢室正統”，自任“攝政王”。
劉必烈善用胡漢矛盾。他軍中既有痛恨金帳的漢人，也有不滿忽禿倫的蒙古部落。作戰時，漢軍唱《漢魂》，蒙軍唱草原長調，竟形成奇特的融合。史家後來評論：“劉必烈以胡法練精兵，以漢禮收民心，古今罕見。”
十年血戰，他光復長安，然後便派兵去收拾北方他的那群窮親戚。
你說他是蒙古人，他跟你拼命。
登基之日，劉必烈做的第一件事是重修諸葛景行祠。
祠前立碑，碑文只有一句：“三百年前公救漢，三百年後漢念公。”
【西、劉元璋的布衣天命】
劉必烈建立的“後漢”延續百五十年，再次步入衰亡。這次的問題更復雜：土地兼併、宦官干政、藩鎮割據、白蓮教起義……當崇天元年後漢最後一位皇帝年號到來時，帝國己是千瘡百孔。
亂世中，最不起眼的起義者，往往笑到最後。
劉元璋，淮西鳳陽人，本名朱重八。他家世代佃農，父母死於饑荒，他入皇覺寺為僧，後投白蓮教。此人相貌平平，“額突顴高，聲若洪鐘”，唯一特別的是背上有一片胎記，狀似殘缺的地圖。
最初無人看好他。有擁兵十萬的陳友諒，江南有世家支援的“吳王”張士誠。劉元璋夾在中間，兵不過萬，將只徐達、常遇春等草莽兄弟。
轉機出現在至正十八年。劉元璋攻打集慶失利，退守滁州。夜宿荒廟，夢一白鬚老者，授他三卷書：一為《興漢全書·兵略》，二為劉世民《安民策》，三為劉必烈《胡漢融通論》。醒來書在枕邊，墨跡猶新。
軍師劉伯溫斷言：“此乃文正公顯靈！”
劉元璋遂改姓劉，稱“吾本烈帝旁支，流落民間”。這個說法漏洞百出，但在當時，卻是絕佳的政治符號。
劉元璋的高明在於務實。他每得一地，不急於稱王，而是做三件事：第一，開倉分糧，但留種子，令民春耕；第二，設“招賢館”，不同信仰、出身，唯才是舉；第三，頒佈《北伐十七誡》，第一條便是“妄殺平民者，雖功不賞”。
他對“漢統”的理解也別具一格。徐達曾問：“若得天下，當如何待蒙古、色目人？”
劉元璋答：“烈帝時，胡漢漸融；必烈公時，蒙漢共治。今之漢，早非血統之漢，乃文明之漢。能說漢話、寫漢字、守漢禮，便是漢人。”
這句話後來成為名言。當他攻入北京，發現皇宮裡住著蒙古貴族、色目商人、藏地喇嘛，並未屠殺，而是宣佈：“願留者，入漢籍；願去者，賜盤纏。”
蒙古將領擴廓帖木兒感其仁厚，率部歸降，後成為徵西大將軍。
洪武元年正月初西，劉元璋在南京祭天。祭文與眾不同：“臣朱元璋……今複姓劉，名元璋。元者，始也；璋者，禮器也。不敢妄稱繼統，唯願：復漢家衣冠，存百姓生計，融萬族血脈，開新朝氣象。”
他沒有完全復古，而是創制新法：廢丞相，設內閣；建錦衣衛，但受都察院監察；恢復科舉，但加考算學、律例。最令人稱道的是《洪武移民令》，將山西人口遷往湖廣，江南工匠遷往北方，打破地域隔閡。
晚年，劉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寫道：“後世子孫須知：劉姓非一家之姓，乃萬民之託。今日姓劉者為帝，明日姓張、姓李者，若得民心，亦可為帝。唯‘漢’字不可易——此非血統，乃道統；非一族，乃文明。”
尾聲：薪火三百年
從劉世民到劉必烈再到劉元璋，三百年間，“漢”的旗幟倒了又起，每一次都注入新的內涵。
後世學者在《漢統三百年論》中總結：
劉世民之漢，重在“復舊制”，喚醒集體記憶；
劉必烈之漢，重在“融胡漢”，拓展族群邊界；
劉元璋之漢，重在“開新天”，重塑文明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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