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他說。
馬車伕說：“我同意。”
麵包師說：“我同意。”
碼頭工人說：“我同意。”
裁縫說：“我同意。”
水手說：“我同意。”
泥瓦匠說：“我同意。”
每一個人都說“我同意”。聲音不大，但很堅定。不是那種狂熱的、歇斯底里的“同意”，而是一種平靜的、經過思考的、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的“同意”。
埃裡希·瓦爾特最後一個說。他看著那張紙，看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看著紙上被鉛筆戳破的洞。他說：“我同意。”
然後他拿起那支沒有點燃的煙，放在嘴角，點著了。火光在那一瞬間照亮了他的臉，照亮了他嘴角的傷疤，照亮了他深陷的眼窩，照亮了他眼睛裡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他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口煙霧。煙霧在會議室裡緩緩上升，碰到天花板，散開，像一朵灰色的花。
市政廳外面，廣場上擠滿了人。
他們沒有喊口號，沒有唱歌，沒有揮旗幟。他們只是站在那裡，安靜地等待著。有人在寒風中裹緊了自己的外套，有人把孩子抱在肩上，有人靠在路燈柱上打盹。天很冷，風從施普雷河上吹來，帶著潮溼的、冰冷的腥味。但他們沒有離開。他們等了整整一個下午，等了整整一個晚上，等了整整一個上午。他們不知道會議什麼時候結束，不知道會議的結果是什麼，不知道他們等來的是好訊息還是壞訊息。但他們等著。
當市政廳的大門開啟的時候，人群騷動了起來。
埃裡希·瓦爾特走到門口。他站在臺階上，身後是克拉拉·貝克爾、弗里德里希·邁爾和那些剛剛和他一起投票的人。他看著廣場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壓壓的人頭，看著那些被寒風吹得發紅的面孔，看著那些因為飢餓而凹陷的臉頰，看著那些因為希望而發亮的眼睛。
他把那張紙從口袋裡掏出來，舉過頭頂。
“通過了，”他說。
沉默。
然後，一個人開始鼓掌。
不是克拉拉·貝克爾，不是弗里德里希·邁爾，不是任何一個在會議室裡的人。是廣場上最遠處的一個老人。他站在廣場的邊緣，靠著一盞煤氣燈，穿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那是他自己的軍大衣，他年輕時在普魯士軍隊裡穿過的。他用他那雙佈滿老年斑的、乾枯的、發抖的手，一下一下地拍著。
掌聲從廣場邊緣開始，像一陣風，從遠處吹來，越來越近，越來越響。然後整個廣場都在鼓掌。那掌聲不是整齊劃一的，不是訓練有素的，不是那種在劇院裡聽到的、禮貌的、適可而止的掌聲。那掌聲是混亂的、參差不齊的、此起彼伏的，像夏天的暴雨，像春天的雷聲，像海上的風暴。
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互相擁抱。有人跪了下來，雙手合十，不知道在向誰祈禱。
一個老婦人從人群中擠出來，走到臺階前。她滿頭白髮，臉上佈滿了皺紋，背駝得厲害，幾乎彎成了九十度。她看著埃裡希·瓦爾特，嘴唇哆嗦著，想說點什麼，但什麼聲音都沒有發出來。然後她彎下腰，撿起地上的一片落葉——不知道是誰踩碎的，只剩下了半片——她把它舉起來，像是在舉一面旗幟。
埃裡希·瓦爾特看著那個老婦人，看著她手中的半片落葉。他的嘴角動了一下，然後他蹲了下來，把雙手搭在老婦人的肩上，額頭輕輕地抵住了她的額頭。
兩個人就這樣蹲在市政廳的臺階上，額頭抵著額頭，像兩個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終於碰到了彼此。
風從施普雷河上吹來，吹動了老婦人的白髮，吹動了埃裡希·瓦爾特沒有扣好的工裝衣領，吹動了臺階上那張被遺落的、寫著五條決定的、邊緣參差不齊的紙。那張紙被風吹了起來，在空中翻了幾個跟頭，然後落進了廣場上的人群中。
沒有人去撿。
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那上面寫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