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睜開眼睛，拿起桌上的咖啡杯，然後漫不經心地泯了一口。
隨後他放下杯子，站起來，走到窗前。他把額頭貼在玻璃上。他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看著那些低低的雲層，看著蒙馬特爾高地上那架還在轉的風車。風車轉得很慢，很慢，像一個人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手指在桌面上敲出的那種節奏。
他在想他的母親。她住在里昂，一個人，父親五年前就死了，死於肺病。她靠給人洗衣服過日子，雙手泡在冷水裡，冬天的時候，手指腫得像胡蘿蔔。她每個月給他寄五十法郎，那是她從牙縫裡省下來的。他在巴黎讀大學的時候，這筆錢是他的命。後來他工作了，有了薪水，她還在寄。他說：“媽，不用寄了，我賺錢了。”她說：“你賺的錢是你的，我寄的錢是我的。”他不知道該怎麼反駁她。他只是每個月把那些錢存起來，一分都沒有花。那些錢還在他的抽屜裡，疊得整整齊齊，用一根橡皮筋扎著。
她不知道他在前線待過。他寫信告訴她，他被調到後方了，在編輯部做校對，不用去前線。他騙了她。他不知道她信了沒有。也許信了，也許沒有。她從來沒有在回信裡問過。她只是每次都在信的最後寫同一句話：“兒子，注意身體。媽在家等你。”
他閉上眼睛。在黑暗中，他看見了里昂的那條街。那條街叫貝拉克街，在老城的南邊，窄窄的，兩邊是五層樓的公寓。他家的窗戶在西樓，朝南，能看見遠處的山。山上有教堂，教堂的鐘聲每天早上七點準時響起，把他從夢裡拽出來。他己經很久沒有聽見那個鐘聲了。
他睜開眼睛，轉過身，走回桌前，坐下。他拿起那支羽毛筆，筆尖在墨水瓶裡蘸了蘸。墨水是黑色的，濃稠的，在灰濛濛的光線中泛著幽暗的光。他的筆尖懸在紙面上方，停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該寫什麼。是寫辭職信，還是寫那本書的第一行字？他還沒有決定。他己經猶豫了一個月了。
他想起維勒梅桑。那個六十多歲的老頭，頭髮花白，臉上永遠帶著一種“我見過比你更蠢的人”的表情。他是《費加羅報》的主編，也是埃米爾的伯樂。是他把埃米爾從一堆爛稿子裡撿出來的，是他讓埃米爾從見習記者轉正的，是他在埃米爾從凡爾登回來的第一天，在他桌上放了一杯熱咖啡，什麼都沒有問。
埃米爾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說“我不想幹了”？說“我要去寫一本可能永遠出版不了的書”？說“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看那些新聞稿了，我不想再編那些漂亮話了，我不想再假裝戰爭是可以被寫成幾百個字的東西了”？他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他把筆放下，站起來，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大衣是去年冬天買的，花了他一個月的薪水。袖口磨出了毛邊，領子翻過來縫過一次，還是皺巴巴的。他穿上大衣，繫好圍巾，拿起桌上的公文包，推開門，走了出去。
樓梯很窄，木頭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地響。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他住西樓，沒有電梯。從西樓到一樓，他走了很久。不是因為累，是因為他在想，走到一樓之後，往左拐是報社的方向，往右拐是塞納河的方向。往左拐，他繼續當他的記者，繼續寫那些幾百個字的報道，繼續在早餐桌上被讀完、在上班路上被忘記。往右拐，他沿著塞納河走，走到任何一個他想去的地方，然後開始寫那本他想了整整一個月的書。
他走到了一樓。門廳裡很暗，只有一盞煤氣燈亮著，發出昏黃的光。地上鋪著黑白相間的小方磚，有些磚己經裂了，裂縫裡塞著灰。他站在那裡，看著那扇通向街道的門。門是木頭的，漆成了墨綠色，門把手是黃銅的，磨得發亮。他伸出手，搭在門把手上，停了一下。然後他推開門，走了出去。
外面在下雪。
雪不大，細細碎碎的，像有人在天空上撕著一本無關緊要的書。雪花落在他的頭髮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公文包上。他沒有撐傘，沒有戴帽子，只是站在那裡，讓雪落在身上。他抬起頭，看著灰濛濛的天空，看著那些從高處飄下來的、小小的、白色的東西。它們落得很慢，很輕，像一個人在猶豫要不要落下去。
他往左拐了。
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名聲。不是為了那些他在《費加羅報》好不容易掙來的一切。是因為他不知道往右拐之後，他能走多遠。他需要時間。不是一天，不是一週，是一個月，兩個月，也許半年。他需要時間想清楚那本書該怎麼寫，需要時間攢夠一筆能讓他活下來的錢，需要時間說服自己——他不是一個逃兵。他沒有從戰場上逃跑，他只是從報紙上逃跑了。這不是懦弱，這是另一種勇敢。
他走得很慢。靴子踩在薄薄的雪上，發出細碎的、咯吱咯吱的聲響。蒙馬特爾高地的斜坡很長，從山腳到報社要走一刻鐘。他每天走這條路，走了兩年了。他熟悉每一塊鬆動的石板，每一個積水的水坑，每一扇在清晨亮起燈光的窗戶。但今天，這條路不一樣了。不是因為下雪了，是因為他可能不會再走這條路了。
報社在蒙馬特爾高地的半山腰，一棟灰色的石砌建築，三樓，窗戶對著聖心大教堂的方向。他推開門的時候，門廳裡的煤氣燈還亮著。門房老頭坐在椅子上打盹，聽見門響，睜開眼睛，看了他一眼，又閉上了。
他走上樓梯。樓梯是木頭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地響。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想——這是不是他最後一次走這段樓梯了。二樓、三樓。他站在報社門口，看著那扇棕色的木門。門上掛著一塊銅牌，上面刻著“費加羅報”幾個字，字母是凸起的，摸上去有稜有角。他伸出手，搭在門把手上，停了一下。然後他推開門，走了進去。
編輯部的房間不大，西張桌子，兩扇窗戶，一面牆的書架。書架上堆滿了合訂本、年鑑、參考書，還有一些不知道從哪裡翻出來的舊報紙。空氣裡瀰漫著油墨和紙張的味道，還有咖啡的苦澀香氣。牆上貼著一張法國地圖，上面用紅筆標註著各省會的位置。地圖的邊角己經卷起來了，發黃了，有些地方被水漬洇開了。
維勒梅桑坐在靠窗的那張桌子後面，手裡拿著一支紅筆，正在校樣張上改錯。他的老花鏡架在鼻樑上，鏡片後面的眼睛眯成一條縫。他的頭髮比戰爭前更白了，臉上的皺紋也更深了。戰爭期間，他的兒子也在前線。他的兒子活下來了，但受了傷，左腿中了一槍，現在還在醫院裡。維勒梅桑每天下班後去醫院陪他，陪到熄燈才走。第二天早上七點，他又坐在這張桌子後面了。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撐下來的。
聽見門響，維勒梅桑抬起頭，摘下老花鏡，看著埃米爾。他看了幾秒鐘，然後把紅筆放下，靠在椅背裡。椅子發出一聲很長的、像嘆氣一樣的吱呀聲。
“埃米爾，你臉色不好。昨晚又沒睡？”
埃米爾在他對面坐下。他把公文包放在腳邊，雙手放在膝蓋上，看著維勒梅桑。那張被歲月和疲憊刻滿了痕跡的臉，那雙在無數次深夜加班中變得渾濁、但仍然銳利的眼睛。他張了張嘴，想說什麼，但什麼都沒有說出來。他的喉嚨裡堵著什麼東西——不是淚，是一種更沉的、更乾的、像被塞進了一團砂紙的東西。
維勒梅桑沒有催他。他轉過身，從窗臺上拿過一個搪瓷杯子，倒了一杯咖啡，推到埃米爾面前。咖啡是熱的，加了牛奶，不放糖。
“喝吧。剛煮的。”
埃米爾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很燙，燙得他嘴裡發麻。他沒有停下來，一口一口地喝，喝到杯底朝天。他把杯子放下，抬起頭，看著維勒梅桑。
“主編，我……我想辭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