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勒梅桑沒有動。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一下。很輕，但埃米爾聽見了。
“為什麼？”
埃米爾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又開始抖了。他把手攥成拳頭，指甲陷進掌心裡，疼。很疼。但他沒有鬆開。
“我寫不了了。不是寫不出來，是寫不下去。我坐在那張桌子前面，看著那些新聞稿，看著那些關於戰爭的訊息，看著那些數字——陣亡多少、受傷多少、失蹤多少——我腦子裡出現的不是數字，是人。是我在斯特拉斯堡見過的人，在凡爾登見過的人，在馬恩河谷見過的人。他們的臉。他們的聲音。他們死的時候，眼睛望著天空的樣子。我寫不了那些東西了。不是不能寫，是不想寫。因為寫了也沒用。幾百個字，一個標題，明天就被人忘了。”
他的聲音在發抖。他的肩膀在發抖。他的整個身體都在發抖。但他的眼淚沒有流下來。他不知道為什麼。
維勒梅桑看著他，看了很久。那雙渾濁的、被無數個深夜加班磨得發亮的眼睛，此刻有一種很奇怪的光——不是憤怒，不是失望，是一種更復雜的、像一個人在看見一個年輕人走了一條他自己年輕時也走過的路的時候，眼睛裡那種又亮又暗的光。
“你寫不了新聞報道，那你想寫什麼？”
埃米爾抬起頭，看著維勒梅桑。
“書。我想寫一本書。不是新聞報道，不是戰地通訊，是一本書。把我在戰場上看見的、聽見的、聞到的、摸到的、感受到的，全部寫下來。那些我不能寫在報紙上的東西。那些讀者以為自己想知道、其實根本承受不了的東西。我想寫戰爭本來的樣子。不是英雄主義，不是國家利益，是泥巴，是血，是斷腿，是碎肉，是永遠寄不出去的信，是永遠等不到兒子回家的母親。”
他停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
“我知道這本書可能出版不了。出版了可能也沒人看。沒人看，我就白寫了。但我想寫。我控制不住。那些畫面在我腦子裡，趕不走。如果我不把它們寫下來，我會瘋的。”
維勒梅桑沉默了片刻。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一下，一下，又一下。那聲音很輕，但在安靜的編輯室裡，清晰得像心跳。
“埃米爾，你還記得你第一次走進這間辦公室是什麼時候嗎？”
埃米爾愣了一下。
“去年三月。我從索邦畢業，拿著你的信來找你。你說我的文章寫得像屎，但屎裡有一顆沒消化完的玉米粒。你說那顆玉米粒值一百法郎。”
維勒梅桑的嘴角微微上揚。那不是笑，是一種一個人在回憶一件很久以前的事的時候，嘴角不自覺做出的動作。
“那顆玉米粒就是你在萬塞訥寫的那篇報道。《她在黎明時獨自前來》那篇報道讓你一夜成名。但你知道那篇報道為什麼好嗎？不是因為你的文筆，不是因為你的觀察，是因為你在那裡。你站在那裡，在晨霧裡，看著那些工兵砌牆，看著皇帝騎馬過來，看著她的手貼在粗糙的石頭牆上。你在那裡。你看見了。你寫下來了。”
他停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
“現在你想寫一本書。一本關於戰爭的書。你也站在那裡，在炮火裡，在廢墟中，在死人堆裡。你看見了。你想寫下來。那就寫。不用急著出版，不用急著給人看。先寫。寫完了，再說。”
埃米爾看著維勒梅桑。他的眼眶紅了，但他的眼淚沒有流下來。
“主編，你不攔我？”
維勒梅桑搖了搖頭。
“攔你幹什麼？你的心己經不在這裡了。從凡爾登回來之後，你的心就不在這裡了。我留你，只能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你坐在那張桌子前面，心裡想著的卻是別的東西。你寫出來的東西，連你自己都不信，讀者怎麼會信？”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冷風湧進來，吹得桌上的紙張嘩嘩作響。他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看著那些細細碎碎的雪，看著遠處聖心大教堂還沒建完的穹頂。
“埃米爾，你知道我為什麼當主編嗎？”
埃米爾沒有說話。
“不是因為我寫得好。是因為我寫不了別的了。我年輕的時候，也想寫書。想寫一本關於戰爭的書。我參加過1848年的革命，扛過槍，中過彈。我在街壘後面趴了三天三夜，看著對面的人一個一個地倒下去。我想把那些寫下來。但後來，我當了記者，每天寫新聞稿，寫了幾十年，寫到我的手只會寫幾百個字的報道了。我再想寫那本書的時候，發現我己經寫不出來了。不是不想寫，是寫不出來了。我的腦子己經被新聞稿的格式框住了。我只能寫‘某月某日，某地，發生某事，造成某後果’。寫不了別的了。”
他轉過身，看著埃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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