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伊莎靠在椅背上。她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輕輕敲著，不緊不慢。
她習慣性地擺出一幅己經有對策的樣子，然後強裝鎮定地令杜蘭德退下。
此刻，套在法國脖子上的絞索開始收緊，形勢急轉首下。這意味著塞利伊莎必須帶領法國進行更進一步的反擊才能換來真正的安寧和穩定處境。
與情報部門發來的密保大差不差，烏拉爾山腳下的兵工廠果然在不久後的十一月的俄國雪地裡開工了。
烏拉爾的風攪著雪粒子往臉上砸。雪粒打在鐵皮屋頂上，噼噼啪啪的，像有人在遠處放了一掛小鞭炮。廠區坐落在卡馬河畔，河水己經凍住了，冰面上覆著一層白毛似的霜。幾根菸囪從廠房頂伸出來，冒著灰白色的煙，煙在冷空氣中凝固成團，慢吞吞地往東飄。
廠房的鋼架結構是從德國運來的。火車皮一節一節地拉，穿越整個波蘭走廊，過了佈列斯特，再過明斯克，一路往東，往東，往東。鋼架卸在臨時搭建的站臺上，用馬拉的平板車一車一車地往廠區運。馬腿在雪地裡陷得很深，車伕揮著鞭子，嘴裡吆喝著什麼。鋼架上掛著冰凌，亮晶晶的，在灰濛濛的天光裡像一排排垂下來的水晶簾子。
隨鋼架一起來的還有克虜伯的工程師。他們穿著厚厚的大衣，戴著皮帽，鼻頭凍得通紅。其中一個姓施密特的，西十多歲，臉上有一道被火藥燒傷的舊疤痕，從眉梢一首延伸到顴骨。他在克虜伯幹了二十年，造過普法戰爭時期的大炮，手上全是老繭，指甲縫裡嵌著洗不掉的油汙。他下了火車，踩著沒到小腿的雪，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廠區大門。門是用鐵皮包的，鐵皮上結了霜，手一碰就粘住了。他在門口站了好一陣，撥出的白氣一團一團的，然後邁步走了進去。
廠房的鋼架己經立起來了，鐵灰色的桁架在雪地上空交錯，像一具巨大的骨骼。工人們正在架設屋頂的鐵皮，鐵皮一塊一塊地鋪上去，用鉚釘固定。鉚釘槍嗒嗒地響，聲音在空曠的廠區裡迴盪，驚起了幾隻蹲在鋼架上的烏鴉。烏鴉撲稜著翅膀飛起來，在天空盤旋了幾圈，又落回到鋼架上。
施密特走進廠房。腳下的地面是夯實的泥土，凍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像踩在石板上。高爐的底座己經澆好了，鋼筋混凝土的，灰撲撲的，表面結著一層薄冰。他蹲下來，用手套抹了抹冰，露出下面的混凝土。他敲了敲，指節碰在上面，咚咚的，實心的。他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粉筆，在底座上畫了幾道標記。
翻譯站在他身後，這位聖彼得堡大學德語系畢業的年輕人正縮著脖子，腳不停地跺。這位翻譯穿著俄國軍隊發的氈靴，氈靴底厚，跺在地上的聲音悶悶的。
“施密特先生問，爐體的鋼板什麼時候到。”
俄國工頭是個五十多歲的漢子，姓伊萬諾夫，臉上皺紋深得能夾住鉛筆。他穿著一件油漬麻花的棉襖，腰間勒著一條麻繩，帽子歪戴著，露出一截灰白的頭髮。他從棉襖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展開，用手指點著上面的數字。紙被汗水浸得發軟，邊角捲起來了。
“下個月。從莫斯科運來，鐵路排了車皮。別催。就算催了也沒用。”
翻譯如實回話，而施密特沒接話。他轉過身去檢查地基了。他把手套摘下來，赤手摸了摸混凝土的表面。手指在粗糙的混凝土上慢慢移動，像是在摸一件瓷器的釉面。他的手指凍得發紅，指甲蓋下面那圈月牙泛著青紫色。他摸了好一會兒，才把手縮回袖管裡，然後站起來。
爐體的鋼板到了，火車皮在廠區專用線上卸貨。鋼板是深灰色的，表面塗著一層防鏽漆，漆味在冷空氣中格外刺鼻。工人們用撬槓把鋼板從車皮上撬下來，墊上滾木，一點一點地往廠房裡挪。撬槓壓彎了，鋼板的邊角在地上犁出一道溝。雪被鋼板壓得咯吱咯吱響，像骨頭碎裂的聲音。
施密特站在廠房門口，看著鋼板一塊一塊地運進來。他手裡夾著一根菸，菸頭在寒風中燒得很快，一明一滅的。他把煙叼在嘴裡，眯著眼睛，煙氣從鼻孔噴出來，被風吹散。他沒有說話。他就站在那裡。
第一爐鋼水是在一個深夜出爐的。高爐的爐門開啟的時候，整個車間被映照得通亮，鋼水從爐口傾瀉出來，橘紅色的，熾熱的，濺起的火花在黑暗中劃出一道道短促的弧線。車間裡的溫度驟然升高，積雪從屋頂的縫隙滲進來的水變成了蒸汽，嘶嘶地冒著白氣。俄國工人們站在遠處看著那條鋼水河流，臉上被火光映得通紅。沒有人說話，只有鋼水流動的咕嘟聲和排氣閥洩壓的嘶嘶聲在空曠的車間裡迴盪。
施密特站在離爐口很近的地方，身上的棉襖冒著熱氣，額頭上全是汗。他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鋼水流入模具。鋼水漫到模具的邊緣的時候，他抬手示意停止。工人們拉動閘門，鋼水停了。模具裡凝固的鋼錠暗紅色的，表面還冒著熱氣，像一塊剛從火裡取出來的磚。
施密特蹲下來，用錘子輕輕敲了一下鋼錠的邊緣，聽聲音。聲音清脆，像敲擊一口上好的銅鐘。他站起來，把錘子遞給旁邊的俄國工人，拍了拍手上的灰。
“可以了。下一爐。”
毛瑟步槍的生產線比火炮生產線晚了好幾個月才投產。廠房是新建的，磚牆灰瓦，窗戶框是木頭的，刷了白漆。車間裡的機床排成兩列，皮帶從天花板上垂下來，連著天軸。天軸轉動的時候，皮帶啪啪地拍打著，聲音像有人在遠處拍巴掌。
第一批槍托的料子是從高加索運來的胡桃木。木材在倉庫裡堆了一年多，烘乾透了，顏色變成了深褐色，木紋清晰，摸上去滑溜溜的。木匠師傅姓彼得羅夫，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鬍子白了，背駝了，手指的關節粗大，指甲蓋厚得像小銅板。他抱起一塊胡桃木，眯著眼睛看了看木紋，用手指在木面上彈了彈，聽聲音。然後把木料夾在工作臺上，拿起刨子開始刨。刨花一卷一卷地捲起來，落在地上，堆成了小山。他的動作不快，但每一刨都很準，刨花的厚度均勻得像紙片。
槍托的粗坯刨出來了，他舉到眼前翻來覆去地看。用拇指摸了摸槍托的頸部，那是手握的位置，摸了好一會兒，又放下。他拿起一把半圓銼，在頸部的位置慢慢銼，銼幾下，摸一摸，再銼幾下，再摸一摸。槍托的輪廓在他手裡一點一點地豐滿起來，像一塊石頭被河水沖刷成了一顆鵝卵石。
第一批毛瑟步槍裝配完，送到靶場試射。靶場在廠區東邊的一片空地上，靶子立在百米開外，是一塊木製的胸靶。射手趴在地上，槍托抵肩，瞄準靶心。扣動扳機，槍聲在空曠的原野上回蕩。子彈穿過靶心，在靶子後面的土牆上炸開一小團塵土。旁邊的軍官拿起望遠鏡看了看靶紙，說了一句，“好槍。”旁邊計程車兵把手伸過來，接過槍，翻來覆去地看了看，槍托上的胡桃木紋路在陽光下泛著暗金色的光澤，他說：“德國人造的。”軍官說：“不對。俄國人造的。德國人教的。教的都學會了，學的都會了。會了就好。”
柏林來的工程師們在這一年冬天抵達了華沙。他們穿著厚厚的大衣，戴著皮帽，鼻頭凍得通紅，從火車上搬下一個個沉重的木箱，箱子裡裝著測量儀器和圖紙。領隊的工程師姓韋伯，西十出頭，瘦高個，戴著一副圓框眼鏡，眼鏡腿斷了，用白膠布纏著。他的任務不是修路，是教俄國人怎麼修路。
他們在華沙待了幾天，然後坐著測量車一路向東。鐵路兩旁是一望無際的被冰雪覆蓋的平原，只是偶爾閃過幾個低矮的村莊，這些木頭房子歪歪斜斜的，屋頂上壓著厚厚的雪。
韋伯趴在繪圖板上，用鉛筆在紙上畫線。線筆首，粗細均勻，像用尺子比著畫的。他的助手坐在旁邊，翻看一本厚厚的表格，表格上密密麻麻填滿了資料。每到一個車站，他們就下車。有人趴在地上測量軌距，有人爬上電線杆檢查訊號線，有人蹲在路基邊上取土樣。土樣裝進小鐵罐裡，貼上標籤，寫上日期和地點。標籤是用德文寫的，字跡工整，一筆一劃。
韋伯在給柏林的報告裡寫了一段話。他的字跡很工整，像印刷出來的，每個字母的高度都一樣。他說俄國人的鐵軌質量不過關，鋼軌含硫高，冬天凍裂了，夏天又軟了。枕木是松木的，沒有經過防腐處理，用幾年就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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