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林的信使們是在一個雨夜出發的。不是一個人，是十多個人。他們騎著馬，從託普卡帕宮的側門魚貫而出，馬蹄踩在溼漉漉的石板路上，濺起細碎的水花。雨水順著他們的帽簷往下淌，滴在皮革公文包的表面，順著邊角滑下去，消失在黑暗裡。他們的懷裡都揣著一封用火漆封好的信，信封上印著奧斯曼帝國的徽章——一輪新月和一顆五角星。火漆是深紅色的，在雨中泛著暗沉的光。
去往開羅的信使沿著小亞細亞的海岸線往南走，在伊茲密爾換乘了一艘法國郵船。船不大，排水量只有幾百噸，甲板上堆滿了貨物。幾個搬運工赤著膊，把一袋袋貨物從碼頭吊上船，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順著他們的脊背往下淌。信使擠在底艙的乘客鋪位裡，鋪位是一張窄窄的木板，上面鋪了一層薄薄的褥子，褥子散發著一股黴味。他把公文包枕在頭下，閉上眼睛，耳邊是海浪拍打船殼的聲音和輪機低沉的轟鳴聲。
三天後，船在亞歷山大港靠岸。信使從舷梯上走下來，腿還在發軟，踩在碼頭的水泥地上，感覺整個人還在晃。他租了一輛馬車，往開羅的方向走。馬車沿著尼羅河的東岸一路南行，路兩邊是大片的農田，農田裡種著棉花和小麥，棉桃還沒開，小麥己經抽穗了。偶爾經過幾個村莊，村口的椰棗樹下坐著幾個老人，手裡拿著水煙壺，煙霧繚繞，遮住了他們的臉。
開羅城在暮色中漸漸顯現出來。宣禮塔的尖頂刺向暗紫色的天空，塔尖上的新月在最後一縷光中閃了一下。老城的街道很窄，兩邊的房子幾乎要碰到一起。街道上坑坑窪窪，積著雨水，馬車從水坑上碾過去，髒水濺到路邊的牆上，留下一道道泥痕。
愛資哈爾清真寺旁邊的巷子裡，一棟三層樓的石頭房子門前，信使下了車，整了整溼透的衣領，抬手敲了三下門。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隻眼睛，那隻眼睛看了他幾秒鐘，然後門開了。屋子裡坐著五個人。正中間的那個年紀最大，鬍鬚全白了，垂到胸口。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羊毛長袍，頭上纏著白色的頭巾，頭巾的末端垂在肩上。他就是愛資哈爾清真寺的大伊瑪目，穆罕默德·阿卜杜。他的手指撥著一串琥珀色的念珠，念珠在燭光中泛著溫潤的光。
信使從懷裡掏出那封信，雙手呈上。阿卜杜放下念珠，接過信，拆開。他的目光在紙面上緩緩移動，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後抬起頭。
“蘇丹陛下說，奧斯曼帝國是全世界穆斯林的保護者。哈里發是全世界穆斯林的領袖。穆斯林必須團結在哈里發的周圍。你告訴我，蘇丹陛下用什麼來保護我們？用他的軍艦？他的軍艦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錨地，船底長了海蠣子。用他的軍隊？他的軍隊在兵營裡，等著發軍餉，等了好幾個月了。用他的錢？他的國庫是空的。”
信使站在屋子中央，雙手垂在身側。他的手指微微蜷曲著。
“哈里發有信仰。信仰不是軍艦，不是軍隊，不是錢。但信仰能讓穆斯林團結。穆罕默德聖人說過，信士是一個整體。一個人受傷，全身都疼。全身都疼的人，不會看著自己的手足被砍而不去救。”
屋子裡的幾個人互相看了一眼。坐在阿卜杜左邊的一個人開口了。他年輕一些，西十出頭，留著濃密的黑鬍子，穿著一件墨綠色的長袍。他叫阿卜杜拉·納迪姆，是愛資哈爾大學的教授。
“我問你，蘇丹陛下說自己是穆斯林的哈里發。我問他，哈里發權是從哪裡來的？是從真主那裡來的？還是從奧斯曼帝國的蘇丹那裡來的？從真主那裡來的哈里發，不需要自稱。自稱哈里發的人，我不信。”
信使看著他的眼睛。
“哈里發權是真主賜予的。真主賜予了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因為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穆斯林君主。最強大的穆斯林君主有責任保護最弱的穆斯林。強者不保護弱者，強者就不是強者。”
阿卜杜抬起手，制止了納迪姆。他把信摺好，放在桌上，用手指輕輕按著。
“年輕人，你說的有道理。但我問你，奧斯曼帝國的蘇丹現在還是強者嗎？他的帝國在死去。塞爾維亞沒了，羅馬尼亞沒了，黑山沒了，保加利亞快沒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快沒了。他在歐洲的領土一塊一塊地丟，丟的速度比我脫衣服還快。強者不會丟地。丟地的不是強者。不是強者的人，沒有資格說保護。”
信使的手在身體兩側攥成了拳頭，又鬆開了。
“哈里發不是強者。哈里發是真主的代言人。真主是強者，真主的代言人不是。代言人說真主的話，不替真主打架。信真主的人，聽真主的話。聽真主的話的人，聽哈里發的話。哈里發讓我們團結，我們就團結。我們團結了，真主就幫我們。真主幫我們，我們就強了。我們強了，我們就不丟地了。”
屋子裡安靜了很長時間。阿卜杜的手指在唸珠上慢慢撥動，一顆，一顆，又一顆。
“年輕人，我不跟你爭了。我只告訴你一件事。埃及的穆斯林聽埃及的蘇丹的話，不聽伊斯坦布林的哈里發的話。埃及的蘇丹在開羅，在阿卜丁宮。他收我的稅，他徵我的兵，他管我的事。伊斯坦布林的哈里發太遠了。遠到我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的人，我不信。不信的人，我不跟。”
信使在開羅住了兩天。他去了愛資哈爾清真寺，去了薩拉丁城堡，去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清真寺。他在那些地方做了禮拜，向真主祈求，祈求蘇丹的願望能夠實現。然後他騎上馬，沿著尼羅河的西岸往北走。尼羅河在暮色中泛著暗金色的光，河面上有幾艘三角帆船，船帆在夕陽中白得刺眼。
巴格達的信使走了另一條路。他騎馬穿越安納托利亞高原，渡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水在春天漲了，水流湍急。信使在渡口等了兩天，才等到一艘能載他過河的船。船是木頭的，船底糊著瀝青，甲板上堆滿了貨物。信使站在船頭，看著渾濁的河水在船底翻湧，水花濺到他的靴子上，涼颼颼的。
巴格達在暮色中漸漸顯現出來。城牆是土坯砌的，有些地方塌了，用碎石和泥巴胡亂補著。城裡的街道很窄，兩邊是土坯砌成的房子，窗戶很小，用雕花的木柵欄遮著。街上的人穿著阿拉伯式的長袍，頭上裹著頭巾，腳上穿著拖鞋。他們看著信使騎著馬從面前走過，眼睛裡有好奇，也有警惕。
信使去了巴格達的大清真寺，去了阿拔斯王朝的宮殿遺址，去了底格里斯河畔的墓地。他把信交給了巴格達的總督。總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頭髮花白，臉上的皺紋很深。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長袍，頭上纏著綠色的頭巾——綠色意味著他是聖裔，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代。他看完信，把信放在桌上，用手掌按著，看著信使。
“蘇丹陛下說自己是哈里發。我問你，哈里發的職責是什麼？是保護穆斯林的領土，還是保護穆斯林的信仰？蘇丹陛下在伊斯坦布林，我在巴格達。伊斯坦布林離巴格達很遠。遠到蘇丹陛下看不見我的莊稼被蝗蟲吃光，看不見我的駱駝被瘟疫病死，看不見我的孩子被英國人的炮彈炸死。蘇丹陛下看不見，蘇丹陛下幫不了我。既然是幫不了我的人，我為什麼要去求他？”
信使看著總督，目光平靜。
“哈里發不是來幫我做這些事的。哈里發是來幫我做我自己做不了的事。我自己能種莊稼，自己能養駱駝，自己能帶孩子。我自己做不了的事是團結。我一個人團結不了，我需要一個人來把我們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