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爾蹲下來，把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撿起來，摺好。他的手在折衣服的時候，偷偷地摸了摸靴子。那封信還在。
喀布林建在山谷裡，西面都是山。山是禿的，灰黃色的，沒有樹，沒有草，只有石頭。石頭被太陽曬得發白，又被風吹出一道一道的裂紋。風很大，卷著沙土打在臉上，生疼。伊斯梅爾用頭巾裹住臉，只露出一雙眼睛，騎著馬在山路上走了三天。山路很窄，一邊是山壁，一邊是懸崖。馬蹄踩在碎石上，碎石嘩啦啦地滾下懸崖，過了很久才聽到落地的聲音。
喀布林的城門口站著兩個衛兵，肩上扛著步槍，步槍上著刺刀，刺刀在陽光下閃著白光。他們攔住伊斯梅爾，問他是誰，從哪裡來，來做什麼。伊斯梅爾說了。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個走進去通報，過了一會兒出來，擺了擺頭，讓他進去。
城裡的房子是土坯砌的，牆面刷了一層白灰，白灰被雨水衝出一道一道的溝痕，露出底下黃褐色的泥土。街道很窄，兩匹馬並排走都嫌擠。街上有賣饢的，饢貼在烤爐的壁上，焦黃的，冒著熱氣。賣饢的人蹲在烤爐邊，用手背擦著額頭上的汗。有孩子在街上跑，光著腳，腳板底是厚厚的老繭，踩在碎石上也不覺得疼。
伊斯梅爾在埃米爾的王宮前等了很久。他把信交給了一個叫阿卜杜勒·卡迪爾的私人秘書。阿卜杜勒·卡迪爾是個很瘦的人，眼窩深陷，顴骨高聳，像一隻站在樹枝上的禿鷲。他穿著一件灰色的長袍，長袍太大，穿在他身上像掛在一個衣架上。他接過信，翻來覆去看了兩遍信封，然後用一把小刀挑開火漆，把信抽出來，走進王宮的大門。門在他身後關上了，發出沉悶的一聲響。
伊斯梅爾站在門外等著。太陽從頭頂移到了西邊，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他站累了，蹲下來，蹲累了，又站起來。他數了數王宮牆上的磚，數到一千多塊的時候，數亂了，又重新數。門口的衛兵換了一次崗，換下來的那個扛著槍走了，換上去的那個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門開了。阿卜杜勒·卡迪爾從門裡走出來，站在臺階上，居高臨下地看著他。太陽在他身後，把他的臉照得一片模糊，看不清表情。
“埃米爾說了。”他的聲音很平，沒有起伏，“阿富汗的穆斯林聽埃米爾的話，不聽哈里發的話。”
伊斯梅爾站在那裡，抬起頭看著他。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好像想說什麼，但最終什麼也沒說。他點了點頭，轉過身，騎上馬。馬在原地轉了一圈，然後他夾了一下馬肚子，出了城。城門在他身後漸漸變小，最後消失在山路的拐角處。風還在吹，沙土打在臉上，他把頭巾裹得更緊了一些。
德里和達卡的信使走的是海路。
德里的信使叫哈桑。達卡的信使叫努爾。
他們從伊斯坦布林一起坐船。船是蒸汽輪船，煙囪裡冒著黑煙，煙被海風吹散，飄向遠處的海平線。汽笛響了一聲，低沉而悠長，像一頭牛在叫。他們經過蘇伊士運河，進入紅海，再進入印度洋。船在印度洋上漂了將近一個月。海面很平，沒有風浪，船走得很慢。海平線是一條淡藍色的弧線，白天看是一條線，晚上看是一條線，看了十天還是一條線。偶爾有幾隻海鷗跟著船飛，灰色的翅膀在風裡一動不動地張著，像釘在天上。
哈桑每天在船艙裡待著，船艙很小，只容得下一張床和一個小小的洗臉盆。他每天中午出來甲板上透透氣。甲板上的海風很大，帶著鹹味，吹得他的頭髮亂飛。他把頭巾裹緊，走到船舷邊，雙手扶著欄杆，看著海面發呆。海水是深藍色的，藍得發黑，船身切開海水，翻起白色的泡沫。有一次他看見了一條魚從水裡跳出來，銀白色的身體在半空中劃了一道弧線，又落回水裡，濺起一朵小小的水花。
努爾比他愛說話。他總是在甲板上找人聊天。他和一個去孟買做生意的希臘人聊過，希臘人賣橄欖油，他把手伸到努爾鼻子底下讓他聞，手指上確實有一股橄欖的氣味。他和一個去科倫坡傳教的英國牧師聊過，牧師戴著一副金邊眼鏡，說話的時候喜歡用食指推一下鏡框，他告訴努爾，他要去錫蘭拯救靈魂，努爾問他，靈魂是什麼樣子的，牧師想了想，說，靈魂沒有樣子。努爾覺得這個回答很狡猾。
哈桑和努爾坐在船艙裡，吃過晚飯後有時候會說說話。船艙裡的燈泡發出昏黃的光，燈泡外面罩著一個鐵絲網罩，船晃的時候，燈泡也跟著晃，影子在牆上搖來搖去。
“到了德里，你怎麼說？”努爾問。
“照實說。”哈桑說。
“照實說，他們不聽怎麼辦？”
哈桑想了想。“他們不聽，是他們的事。我說了，是我的事。”
努爾笑了一下。“你倒是想得開。”
哈桑沒有笑。他把手伸進懷裡摸了摸那封信，信紙的邊角硌著他的指腹，硬硬的，還在。
德里到了。哈桑下了船，碼頭上擠滿了人。有挑著擔子賣水果的，筐子裡的芒果堆得冒尖，金黃色的皮上有褐色的斑點。有拉客的馬車伕，揮舞著鞭子喊著什麼。有幾個穿著制服的英國人從舷梯上走下來，皮鞋擦得鋥亮，踩在木製的碼頭上，發出篤篤的聲音。一個英國女人撐著一把陽傘，白色的傘面把陽光擋在外面，她的臉藏在傘下的陰影裡，看不清楚。
哈桑坐火車去德里。火車站是英國人建的，紅磚砌的，拱形的屋頂很高，回聲很大。有人在大聲喊叫，有人在吹哨子，哨音尖銳而急促。火車頭的汽笛響了一聲，震得他的耳朵嗡嗡響。火車是英國人造的，鐵軌是英國鋪的，車廂是英國產的。車廂裡的座椅是木頭的，漆成了深棕色，靠背很首，坐著不舒服。哈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把包袱放在膝蓋上。火車在平原上跑，窗外的風景從沙漠變成農田，從農田變成城市。稻田是綠色的，一片一片的，中間穿插著細細的田埂。偶爾能看見幾個農民在田裡彎腰插秧，戴著斗笠，遠遠看去像幾個小黑點。
德里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紅堡的城牆在夕陽中泛著暗紅色的光，像凝固的血。城牆很高，上面有雉堞，雉堞的輪廓在夕陽裡被切成一個一個的鋸齒。城牆腳下的街道上跑著人力車，車伕的腿很細，但跑得很快，腳板拍在地面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
哈桑先去了德里大清真寺，清真寺的圓頂在陽光下閃著白光，三個圓頂，中間的大，兩邊的小，像一家人站在一起。他脫了鞋，走進禮拜殿，殿裡鋪著地毯，地毯上的花紋己經磨損了，露出底下的線頭。他跪下來做了禮拜，額頭貼著地毯，地毯上有一種陳舊的灰塵的氣味。然後他去了紅堡，去了沙阿·賈漢的陵墓，陵墓的白色大理石在月光下泛著一種淡淡的藍色。最後，他找到了德里最有影響力的穆斯林學者。
學者叫法裡德·艾哈邁德，六十多歲，頭髮全白了，鬍子也全白了，白得像雪。他的書房很小，西面牆都是書架，書架上堆滿了書，有精裝的，有平裝的，有線裝的，書脊上的金字在燭光裡閃著暗光。地上也堆著書，摞成一摞一摞的，只留出一條窄窄的過道。他坐在一張書桌後面，書桌上攤著一本開啟的書，旁邊放著一副老花鏡，鏡片上有一層薄薄的灰。他正在用一支鋼筆在紙上寫字，鋼筆尖在紙上發出沙沙的聲音。聽見哈桑進來，他抬起頭，把筆放下，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眼睛。
“你是從伊斯坦布林來的？”他問。聲音很慢，像是在課堂上講課，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
“是。”哈桑說。他把信從懷裡掏出來，雙手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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