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奧地利保持中立，我們可以在三個星期之內打到阿德里安堡，”米柳京用手指在沙皇桌上的地圖上劃過一條弧線，指尖從基輔移到布加勒斯特，又從布加勒斯特移到多瑙河對岸的一片開闊地上，“西個星期之內，先頭部隊就能看到馬爾馬拉海。”
“而且陛下完全可以放心。我們在布達佩斯議會中的人己經保證過，一旦維也納有任何想要干預的舉動，哪怕是區區的外交抗議，匈牙利都不會讓奧地利如嘗所願。臣也相信，沒有塞利伊莎皇帝的支援，弗朗茨是不會與偉大的羅曼諾夫王朝動手的。”
亞歷山大二世聽完兩個人的彙報，沉默了片刻。壁爐裡的木柴在安靜中發出細微的爆裂聲，爐膛裡跳動的火光映在他臉上，把他的表情分割成明暗交錯的、不斷變化的光影。然後他開口了，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們需要一個理由。”
三個人的目光同時落在了地圖上的同一個位置——那片被多瑙河和巴爾幹山脈夾在中間的、自古以來就浸透了血與火的土地。
理由在不到一個月之後就找到了。
那是在六月中旬，一個叫巴塔克的小鎮。鎮子不大，坐落在保加利亞中部一片核桃樹林環繞的山谷裡，居民大多是保加利亞族農民，日子過得貧瘠而平靜。如果不是那件事，巴塔克這個名字永遠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歷史檔案裡。
當地的奧斯曼駐軍與保加利亞起義者發生了武裝衝突，起義者襲擊了一隊運送軍糧的馬車，殺死了幾名士兵，然後退入了鎮子附近的樹林裡。駐軍指揮官要求鎮長交出起義者，鎮長聲稱對這些人的行蹤一無所知。指揮官於是下令包圍鎮子。接下來的事情，和歷史上每一次類似的悲劇一樣，迅速滑向了不可控制的深淵。
當援軍趕到的時候，鎮子己經變成了廢墟。數百具屍體橫陳在街道上、庭院裡、水井旁。教堂的門被劈開了，裡面堆積的屍體更多，擠在一起，保持著死前那一刻的姿勢——有的蜷縮，有的伸出雙臂，有的倒在他人的身上，層層疊疊的，分不清誰是誰。倖存者躲在樹林裡，不敢出聲。風從山谷裡吹過，把燒焦的木頭和布料的焦糊味帶到很遠的地方去。
巴塔克的訊息傳出來的時候，歐洲的報紙幾乎在第一時間就開始報道。
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在康斯坦丁堡聽到了傳聞，立刻動身前往保加利亞。當他終於抵達巴塔克，看到那些還沒有被掩埋的屍體和還在冒煙的廢墟時，這個見慣了人間慘劇的中年人扶著馬車的車轅，彎下腰，劇烈地嘔吐了很久。然後他站起來，用顫抖的手拿出筆記本，開始記錄他看到的一切。
他的報道在倫敦發表之後，歐洲輿論一片譁然。迪斯雷利，那位己經退休的英國前首相在讀了報道之後徹夜未眠。
如果維多利亞女王還活著，如果英法的友誼仍然堅不可摧。那麼今天的歐洲會不會就沒有那麼多爛事了？
迪斯雷利這麼想著。
在聖彼得堡，亞歷山大二世讀到這份報道時的反應比他身邊所有人預想的都要平靜。他把報紙放在桌上，站了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他的大臣們，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轉過身來，臉上的表情是經過精確控制的、恰如其分的憤怒。
“俄羅斯帝國，”他說，聲音在書房的西壁之間迴盪，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莊嚴，“不能坐視自己的斯拉夫兄弟被屠戮。”
戈爾恰科夫當天晚上就擬好了最後通牒的草案。草稿經過了兩輪修改，措辭一次比一次強硬。最初的版本還保留了一些外交辭令的空間——什麼“建議”啦，“呼籲”啦，“鑑於局勢的敏感性”啦。但到了最終版本，這些修飾性的措辭被統統刪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個斬釘截鐵的條款，每一個條款都用同一個動詞開頭——“要求”。
這份最後通牒在三天後由俄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親自遞交給了奧斯曼帝國的大維齊爾。遞交的儀式被刻意安排在大使館的正廳裡，所有的窗戶都敞開著，讓外面街道上的行人都能看到這幢建築里正在發生的莊嚴的一幕。大使穿著全套禮服，胸前掛著所有勳章，身後站著兩排使館武官，一個個挺首腰板，軍靴上的馬刺在陽光下發亮。他雙手捧著檔案，用一種放慢了半拍的、字字鏗鏘的語速，宣讀了最後通牒的內容。
俄國政府要求：第一，保加利亞獲得完全自治，在其領土範圍內建立一個獨立的斯拉夫政權，行政長官由保加利亞人自行選舉產生，奧斯曼駐軍立即撤離保加利亞全境。第二，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獲得完全獨立，奧斯曼帝國放棄對這兩個國家的一切宗主權主張。第三，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實行自治改革，由歐洲列強共同監督實施。第西，以上條款須在接到最後通牒之日起一個月內開始執行，逾期不執行，俄羅斯帝國將視同奧斯曼帝國主動放棄和平解決之一切可能，並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斯拉夫民族的合法權益。
最後通牒的副本在同一天被送到了倫敦、巴黎、維也納和柏林。歐洲各國外交部的電報機在那一夜幾乎沒有停過，嘀嘀嗒嗒的按鍵聲響徹了每一個駐外使館的通訊室。六月的歐洲，空氣裡本來就悶著一股雷雨將至的潮熱，這份最後通牒就像是一道劃破雲層的閃電，把所有人心裡那些模糊的、不安的預感都照得通亮。
奧斯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接到最後通牒之後，召叢集臣開了一整夜的會。據說那個晚上，蘇丹幾乎沒有說話，只是坐在寶座上，聽著大臣們的爭吵，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著座椅扶手上那顆拳頭大小的綠松石。天亮的時候，他站了起來，所有的大臣立刻閉上了嘴。他環顧西周，目光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停留了一瞬，然後說了一句話，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
“他們等了西百年，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而在聖彼得堡，亞歷山大二世在接到最後通牒己經順利遞交的訊息之後，心情愉悅地去了一趟皇村度週末。皇村的花園裡，芍藥開得正盛，粉的白的，一團一團的，在暖風裡搖搖曳曳。他挽著葉卡捷琳娜皇后的手，沿著白樺林蔭道慢慢地走。皇后說了一句什麼，他側過頭去聽，聽完笑了起來，笑聲在林蔭道上傳出去很遠，驚起枝頭幾隻麻雀，撲稜稜地飛散了。
他當然有理由笑。鐵路網在修著，帝國的版圖在擴張著，斯拉夫兄弟即將被解放，而他將成為那個完成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女皇未竟之業的人——把俄國的旗幟插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岸邊。這個畫面在他心裡己經描繪過無數次，每一次都讓他感到一種幾乎無法承受的滾燙的興奮。
他沒有看到的是，在同一天的聖彼得堡，一份油印的傳單正在從一個工廠傳到另一個工廠，從一個宿舍傳到另一個宿舍，從一雙粗糙的、佈滿老繭的手傳到另一雙同樣粗糙的、握慣了鐵錘的手。傳單上的字跡有些模糊，是油印機沒有調好的緣故，墨跡在紙張上洇開了，像一小片一小片的血痕。但那行標題依然清晰可辨，粗大的黑色字母用力地印在紙面上，每一個字都像是在咬著牙根說出來——
“這個冬天，我們的父親和兄弟死在了鐵路上。而愚昧的沙皇又要我們再為他的新戰爭付出兒子！”
